在新世纪第二年的金秋时节，笔者受《史学月刊》主编李振宏先生的委托，在北京师 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访问了瞿林东先生。起初，瞿先生一再谢绝笔者的访 问，认为他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方面，只不过做了一些拾遗补阙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 谈的。后经笔者再三恳求，瞿先生方同意结合中国史学史研究，谈谈他治学的心得，以 供中青年学者参考。以下是笔者对瞿先生所作的采访笔录。
    问：请您谈谈您的学生时代，您为什么要选择历史学专业？
    答：1937年12月，我出生在安徽肥东巢湖之滨的农村。幼时因颠沛流离、家境贫寒， 未能读书。十岁时，在乡村念了几个月私塾，并学习写大楷、小楷。这几个月的私塾对 我是很宝贵的，我开始接触了书本，也感受到读书是多么重要。不久，我又辍学了。解 放后，1950年初，我离开家乡到南京求学。在南京，我寄居在叔父家里。因得到邻居家 一个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学生的热心帮助，经过一个夏天的努力，这年秋天，我插班考 入了白下区游府西街小学四年级，从而开始了我的正规的读书生活。这时我已经13岁了 。三年小学时期，我读了不少小说，中国古典小说和苏联小说读得最多，曾经梦想将来 当一个作家。
    1953年9月，我考入南京市第一中学，并于1956年7月初中毕业时被保送进入本校高中 ，这样，我在南京一中度过了六年中学时代。在中学，我依然酷爱文学，参加古典文学 课外小组活动，希望将来从事文学工作。高中时的文学课老师朱希平老先生，讲课很认 真、很投入，有很大的吸引力。有一次，他出了一道作文题：《孔雀东南飞》读后。后 来，他在我的作文上写了这样的批语：分析深刻，语言流畅，可另纸抄写，向报刊投稿 。我没有胆量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但却从中受到了很大的鼓励，似乎将来自己真的可以 去做一个文学工作者了。高中毕业前一年，同学们偏科的现象非常严重，文科的课程越 来越不受重视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两次在历史课的小测验中得了“5”分，引起了 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于是在高三毕业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写上了历史专业，而把新闻 专业反倒填到历史专业的后面去了。
    1959年9月，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学习。从我们这一届起，历史专业由四年 制改为五年制。五年中除学习了必修的基础课，还学习了一些选修课课程。在基础课中 ，我偏好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在选修课中，我选了先秦史和《三国志》研读。这 对我后来的教学和治学都有很大的影响。我偏好中国古代史课程，这同我小学、初中阶 段读了一些古典小说，高中时又读了一些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有关。中国史学史课程是 白寿彝先生讲授，这是一门新课程，白先生又讲得有理论色彩，对我很有吸引力。赵光 贤先生开设的先秦史、何兹全先生开设的《三国志》研读两门课，都同中国古代史相关 联，我自然不愿意错过学习的机会。在五年的本科学习中，我从许多老师那里得到教益 ，有些教益可以说是终身相伴的。
    经过大学本科五年的学习，我已经不再想着去做一个文学工作者了，而是一心一意准 备做一个史学工作者。1963年10月，国家计委下达文件鼓励应届大学毕业生报考研究生 。我经过反复考虑，报考了白寿彝先生为导师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那时报考研 究生，要考六门课程。其中一门是作文，记得我的作文题目是《展望我国的科学--谈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兴起》。主题是统一命题，副题是我自己贸然加上去的。这篇作文得 了高分，白先生很高兴。
    1964年9月，我开始了攻读研究生的学习阶段。在白先生的指导下，第一门课程是毛泽 东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在反复研读的基础上展开讨论，然后写出小结。这一 门课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这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拥有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 要有足够的认识，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二是要注意区分精华和 糟粕，不能兼收并蓄，更不能全盘否定。三是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当前的历史 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三十多年来我始终恪守这些原则和信念，成为我的历史观点和治 学准则的重要根据之一。这个时期，我还就《史记》和《汉书》的评价标准进行探索， 撰写了《史记》与《汉书》比较研究的方法论的文章，文中涉及到历史观的比较及评价 与编纂学的比较及评价。我把这篇习作送交白先生指正，旋即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篇 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我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理论上是有收获的，因而给我留下 很深的印象。
    从小学四年级到研究生毕业，我度过了17年的学生时代。我庆幸自己受到了良好的教 育。老师们的辛勤教诲给我铺垫了走向未来的道路。
    1967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内蒙古通辽师范学院（现为内蒙古民族大学），在那 里工作了13年。1980年，白先生创办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第二年，我被调回母校 ，在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至今。
    问：20世纪80年代以来，您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有许多论著问世，受到史学界的关 注，您能谈谈您的治学经历和学术风格吗？
    答：我真正着手研究中国史学史始于1977年，至今已有25个年头了。回顾这些年来我 在中国史学史领域中所做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认识过程和发展阶段：
    一、从研究断代史学入手，以取得一个研究上的立足点。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内容非常丰富的专史，需要接触许多原始文献，而一个人的能力、 精力都是有限的，为了避免浅尝辄止、游离无根的弊端，我经过大约一年时间的思考和 准备，下决心把研究唐代史学作为我的研究工作的起点。我作出这种选择有以下几个原 因：一是我对唐代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二是唐代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 转折，如设馆修史、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的出现、典制体通史著作的问世、各种体裁通 史著作的复兴和创造、历史笔记的兴起等等；三是以往关于唐代史学的研究成果甚少， 许多地方还是有待填补的空白。当然，因以往的研究成果少，可资参考者不多，会给研 究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但这种困难比起那种希望能够去开拓的激情，就是第二位的了。 因此，当时我是抱着“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决心，开始对唐代史学进行研究的 。经过十年的积累，我在1989年出版了《唐代史学论稿》一书。这部论集，反映了我在 两个方面的收获：第一，对于唐代史家群体的思想、活动、成果，以及对于唐代许多历 史著作、史学评论的产生、内容、观点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初步把握了其中发展 的脉络及其得失，以及它在承上启下中的作用。第二，对于唐代历史发展同唐代史学发 展的相互关系形成了比较具体的、深刻的认识，如唐代的政治统一局面、唐代的门阀制 度、唐代中后期的藩镇割据等，如何影响到唐代史学的发展；又如唐初八史的修撰、关 于封建的讨论对于在思想观念上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积极作用，《贞观政要》、《通典 》等政治史、制度史的问世对于当时政治生活的积极影响，民族史和域外记载的增多进 一步开扩了人们的视野，加深了人们对国家和世界的认识，而谱系之学的发展则延续着 人们的门阀意识，影响着当时的社会风气等。我认为，有了这两个方面的收获，才谈得 上对唐代史学有了初步的认识，才算得上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里有了一个立足点，当 然也是继续前进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