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着意于“通”的追求，以便对中国史学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这是向研究工 作的深度、广度发展的前提。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而对于专史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某一个断代的认识上是远远不 够的。这是因为：不“通”，便不能纵观全局，看清脉络，揭示规律，从根本的意义上 去认识中国史学史；不“通”，便不能对局部作出准确的认识、定位和恰当的评价，容 易陷入以偏概全甚至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误区，此乃学术研究之大忌；不“通”，难 以深入到理论层面，而缺乏理论上的综合，便难以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不“通”，也 不符合中国史学之会通的传统。基于这些认识，我是有几分自觉而着意于“通”的追求 和努力的。不论我事实上达到何种程度，我以为这种追求和努力是必要的。
    在“通”的追求和努力方面，我时时感到力不从心。一是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一生当 中读不了多少，这里就有选择上的难度。二是自己的功力不足，对不少历史著作理解不 深，难以揭示其要义。尽管如此，只要方向对头就应坚持去做。1992年，我出版了《中 国史学散论》。这也是一本论集，其时限上起先秦，下迄当代，其内容则有史学史方面 的专论，也有从宏观上对一些理论问题的阐述。这本书的出版，使我在两个方面增强了 信心：一是对有些理论的阐述（如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等） 受到史学界不少朋友的关注，再就是“通”的追求和努力确在不断提高自己对中国史学 史的认识。在这种心情驱动下的攀登，虽然很艰苦，但总是很有兴味的。20世纪80年代 末至90年代初，我参与《中华文明史》的撰写。1994年，十卷本的《中华文明史》出版 ，其中起于先秦、迄于清末的史学史各章，是我在“通”的追求方面的又一尝试。在撰 写中，我力图把史学同时代的关系和史学自身发展的特点结合起来，既反映出史学史发 展的总的脉络，又显示出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独特面貌。比如，我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 特点和史学特点中，概括出“史学的多途发展”；从明代社会特点和史学特点中，概括 出“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等认识。这似乎多少有一点自得之学的意境，但如前所述，在 我作这种努力的过程中，甚感自己的功力不足。我时时在想，对于中国史学史的“通” 的追求，应当是终生努力的目标。学无止境，这是真理。
    三、向理论方面提高，探索学科建设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史籍、多样的体裁、生动优美的表述，为世所公认。但是它有 没有理论呢？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困惑着人们。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次全国性的史学 讨论会上，不少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以描述见长，没有理论。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提 出了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说。此说在《历史教学》上发表后，《人民日报》海外版、 《解放军报》、《文汇报》、《新华文摘》等七八家报刊转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 在当时我却拿不出充分的、有力的根据来证明中国古代史学确有自己的理论，我只能承 认还有待于研究。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要十分关注理论 问题。1992年，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首次 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表较系统的认识。这篇论文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思路是：在文字被 创造出来以前，人们就有了历史意识；有了文字以后，人们的这种历史意识通过历史记 载、历史撰述保存下来。这一点过去人们都讲到了。当着历史记载、历史撰述有了一定 的积累，人们便开始了对它们和它们的作者进行评论，于是形成了史学意识；这种史学 意识的发展，启发着人们对史学的改进、发展提出要求，这就是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史学意识、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启发着史学批评的展开，而史学批评所涉及到的各个方 面的问题的积累与深化，便促进了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概括说来，就是这样一个演 变过程：历史意识--史学意识--史学批评--史学理论。当然，这个演变过程不能 脱离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篇论文大致反映了我对中国古代史学 理论的认识；当然，这个认识只是粗线条的，它还有待于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并取得具 体的表现形式。1994年，我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可以看作是这种深 化的一个阶段和具体的表现形式之一。这是一本带有探索性质的书，以前还没有类似的 著作。本书涉及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些主要范畴，如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直 书、曲笔、史法、史意等，也涉及到史学批评的标准、原则、方法，还涉及到史学批评 的主体把握和社会效果，以及史学批评对史学理论的发展，以至于对史学的发展所起的 作用等问题。
    四、注重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结合，史学史研究与关注现实历史运动的结合。
    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对这两个结合是逐步认识和明确起来的。我认为 ，只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结合的重要性，才可能通过长期的努力而获得些许的积累，中 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最终应以此为归宿。1998年4月，我的另一本论 集《史学与史学评论》出版。此书以朴素的方式表明了作者对现实的历史运动的关注， 其中也包括对当前史学发展的关注。在这里，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更能反映作者的旨趣 和追求。学术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不应当局限于个人的范围，它是同社会联系在一起 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基于这一认识，我把探索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本质和 对当前史学工作发表评论性意见，看得同样重要，并孜孜不倦地去从事这些工作。展读 此书之时，我惟一感到庆幸的是，我所从事的研究没有脱离社会，没有脱离他人，而是 同社会联系在一起，同他人联系在一起。
    上面说的这些，或许多少可以反映出我的治学历程和学术风格吧。
    问：您能否对您的著作多作一点介绍？从这些著作的问世来看，您是否有一个长远的计 划？
    答：刚才讲到，我研究中国史学史，已有25年了。前10年是蹒跚而行，现在也还是在 摸索之中。中国史学丰富厚重，博大精深，我所能认识到的，距离它的实际存在，还有 很远的路程。我的研究，只不过是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做一些拾遗补阙的工作。这20 多年来，我的研究路径是：首先致力于一个断代史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朝着 贯通的方向努力，一方面朝着理论的方向努力。因为史学史研究要以对历史的认识为基 础，以纵通和横通为不断追求的目标，以具有理论性和现实感为最终的归宿。我的几本 小书和一些文章，留下了这一路径的轨迹，它们是：《唐代史学论稿》（1989年）、《中 国史学散论》（1992年）、《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1994年）、《史学的沉思》（1994 年）、《史学与史学评论》（1998年）、《史学志》（1998年）、《中国史学史纲》（1999年 ）。其中，《史学志》也可以说是上述两个方面结合的心得。这些书，有的前面已经讲 到了，这里再补充说几句：
    《唐代史学论稿》是我的第一部论集，前面我已经讲到了。从断代史学史角度讲，这 部书是有开创性的。有些海外学者对我说，最初就是通过这部书认识我的。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是一部探索性的书，在我所写的几本书中是比较受 欢迎的。如果说《唐代史学论稿》是作为断代史学史研究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史学 批评纵横》则是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个尝试。虽然这个研究仅仅是开始，但这是一个重要 的开始。本书出版后，在史学界有较大的反响，许多报刊相继发表评论，认为它开拓了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领域，提出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一种新的模式和新的视角，对促进史 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当代史学批评理论的建设，以及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都有一定 的学术参考价值。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我深深感到，在史学界同行中蕴藏着很大的理 论热情，以至于像我所做的这一点工作也受到这种热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