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另一部著作《史学志》（《中华文化通志》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以中 国传统志书的形式来概括和反映中国史学的历史、理论之诸多方面的成就的尝试，其核 心部分是“史”的演进与“论”的展开相结合，既有纵的梳理，又有横的论述。本书包 含的内容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史官制度和修史机构、史书的内容和形式、历史文 献整理和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观念、史学理论、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优良的传统。全 书有史有论，史论结合。书中明确地提出了“历史观念”和“史学理论”两大范畴，在 理论上的特点显得更突出一些。全书首叙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概述其产生与成“家” 、发展与转折、繁荣与嬗变、近代化趋势与科学化道路之总的脉络，上起先秦，下迄20 世纪40年代。其后各部分内容即对中国史学之若干重要领域作历史的与逻辑的论述：从 史官、史家而及于修史机构，从史学成果的内容与形式而及于历史文献的利用与历史研 究的方法，进而及于历史观念的发展、史学理论的形成，最后以论述中国史学发展规律 与优良传统为殿。本书在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及其阶段性特征方面，在关于历史观 念与史学理论的发掘、清理和阐述方面，在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与优良传统方面，提出 了比较系统的见解，反映了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思考和积累所得。从一定 的意义上讲，它或许可以看作是关于中国史学的一部通论。
    至于《中国史学史纲》一书，是为了阐述中国史学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及其阶段性特 征和理论上的积累，并全面地说明中国史学的价值与作用。本书和现在所见到的同类著 作相比，试图在以下这些方面提出我的见解，以表明它的特点：第一，在内容方面，力 图在阐述清楚中国史学发展之全貌的基础上，适当突出这一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成就，并 尽可能兼顾到有关认识历史的理论和有关认识史学的理论。第二，在分期方面，采用长 期以来人们比较习惯并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时段划分，使更多的读者在他所熟悉的历史时 段的框架中去认识该时段史学发展的面貌。第三，在历史进程与史学发展方面，于横向 上力图把握和揭示相关历史时段的社会面貌对史学发展的影响，于纵向上力图把握和揭 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史学自身萌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相关历史时段中所显示 出来的主要特点或发展趋势，从而力图历史地和逻辑地来阐明中国史学的面貌。我希望 这样的思考与表述，能够有助于我们在认识历史发展中来认识史学的发展，进而体察它 们之间所存在的辩证关系。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同行们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史研究动态》先后发表评论文章，还有一些不同 年龄阶段的同行们给我写来热情鼓励的信，这对我来说，是教益，也是鞭策。本书还被 一些院校历史系用作教材，这是对我的学术研究的检验，我更加感到肩头责任的重大。
    从论文来看，如我写的司马迁如何总结秦汉之际历史经验这篇文章，迄今为止仍有参 考价值。秦朝为什么会灭亡？项羽为什么会失败？汉朝为什么能建立？一直为后人所关注 ，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认识这些重要问题，都有赖于司马迁的《史记》。他如关于《 隋书》史论、唐代谱学、吴兢与《贞观政要》、杜佑与《通典》的研究，以及柳宗元的 史学理论、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明代史学走向社会深层、近代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历 程、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史学的时代精神等文，都提出了比较重要的问题，多 少有一点新意。还有几篇谈历史智慧的文章，也受到了社会的关注。我所做的工作，还 有一方面为社会所关注的，就是我写的评论性文章。我曾说过，没有评论，社会怎么知 道史学的存在和价值，评论是史学同社会沟通的重要桥梁，是推动史学社会功能发挥作 用的重要手段之一。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说评论重要，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 而应该脚踏实地地去工作，为此我出版了《史学与史学评论》一书。史学评论是让社会 和公众了解史学研究成果，并从其中得到教益和启发的重要途径，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投 身其中。
    总之，我的研究，是在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增添一砖一瓦。中国史学史学科大厦， 要靠师友、同仁共同努力，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建设起来。中国历来的学人对于“ 道”虽有广泛的理解，但总的说，“道”是一种很高的思想境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人的认识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标志。回顾自己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经历和 感受，远未达于“道”的境界。倘还有一点自知的话，那就是在学术研究中要有不断进 取的意识。我对于中国史学史，从断代的研究走向尝试着作贯通的研究，从当代史学理 论的研究得到启迪而回眸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从对于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 概括性说明进而对于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的深入思考等等，都是受着时代的启迪，受着 当代历史科学发展的启迪。诚如章学诚所说：“学问以知人，知学先须知人。”我的这 一自知，也只是自知之始；为了“知人”、“知学”，“自知”也是要不断提高、不断 深化的。
    接着上面的话题，我想说的是，一个人要在学术上做出一点成绩，除了自身必备的素 质外，不仅要有一个长远的计划，而且要能够面对客观环境所提出的问题。我对中国古 代史学批评所作的研究及撰述就是如此。我之所以确定写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方面的问题 ，在认识上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点认识：第一，中 国古代史学批评著作如《史通》、《文史通义》素有盛名，多为人们所称引，因而有很 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古代史家和学人关于史学评论方面的著作或言论，是一个非常广 阔的领域，其真知灼见、发展历程，并不是这两部名著所能涵盖的。古代的历史撰述、 史学论著、文集、笔记中，多有史学评论的闪光思想。这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只因 为我们缺乏自觉的系统发掘、整理、阐述，故这一宝藏尚未充分显露它的光华。这是需 要我们努力去做的。第二，我在研读古代历史撰述、史学论著过程中，获得一个不断明 确起来的认识，即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除了社会的推动之外，史学批评所展开的对史学 的反省，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古代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的探 讨，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历史学界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方面研究的 不断深入，要求我们进一步从理论上去认识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撷其理论成果，为丰 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理论提供借鉴，这是史学理论建设上的继承与创新所不可缺少的。这 些年来，我逐渐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是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 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极而言之，不能脱离研究史学批评问题而探讨中 国古代史学理论。
    一言以蔽之，个人的设想和现实的启迪是分不开的。这20多年来我的研究路径也是如 此。所谓长远计划，就是这样一个设想和实践的过程。
    问：您为什么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这样浓厚的兴趣？中国史学史研究对您来说意味着 什么？在您的学术生涯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答：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报考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时，还有一些盲目性的话，那么 这二十多年来，我自身的经历是和中国史学史密不可分的，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其间，选择中国史学史研究作为我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个信念我从来也 没有动摇过，更没有后悔过。这不单单是对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事业的继承和 发展，也是对发掘、整理、继承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一种责任，旨在推动当代中国史学 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是为了有益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发展与进步，这是史学工 作者的时代感和使命感的体现。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得到过许多师友的帮助和提携，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 的导师白寿彝先生。从读研究生开始，特别是1981年到史学研究所工作以来，我所受到 白先生的教诲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 。白先生非常重视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这是他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追求。在这个问 题上，白先生给我极深刻的教育。他提出这样一个论点：我们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指导 ；同时，我们也应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我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很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论上的坚定信念和创造精神相结合，是对待理论指导的辩证 态度，是理论上有活力的表现。第二个方面，是重视发现新问题。白先生认为，创新的 学术才有生命力。对于读书，治学，写文章，他都强调发现、提出、说明新的问题。因 此，他从不固守已有的成果和见解，一旦有了新的认识，即以其补充甚至修正过去的认 识，他认为这就是发展。不囿于前人的陈见，固然不容易，不囿于自身的陈见，就更不 容易了。这种治学态度，总是催促着自己自我更新，不断进步，永无止境。第三个方面 ，是重视文章表述的平实和精练。白先生不赞成烦琐的考证，认为选用最关键的材料才 是真正的功夫所在；他也不赞成猎奇和对于孤证的夸张，认为一般说来，还是要靠基本 材料来说明问题。他主张力戒浮词，同时也不赞成刻板，提倡准确、凝练、明白的文风 。
    此外，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即史学工作同社会的关系。白先生始终恪守这样一个信 念：史学工作者应当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是史学工作者的时代使命，也是史学工作 者自觉地参与当前的历史运动的重要途径。他的这些话，表明了史学工作的社会价值， 也表达了史学工作者的时代意识和历史责任，至今仍言犹在耳，铭刻在心。
    总之，不论是治学还是做人，我从白寿彝先生那里所得的教益是深刻的、难忘的。虽 然我自己做得很不够，但我始终非常珍惜这些教益，并不断地努力去做得更好一些。
    问：您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旨趣和准则是什么？您能否谈谈您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