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旨趣和准则是在研究工作中不断明确、不断锤炼起来的，可 以作这样的初步概括：一是旨在发掘、总结和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丰厚优秀遗产，用以 自觉地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在保持史学发展连续性的前提下，继承和创新，是庄 严的历史任务。二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史学遗产结合起来，用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阐释中国史学遗产，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新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取得民 族的形式--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而使其达到民族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三是坚持史 学同社会的密切联系，即史学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物，而又反作用于社会，影响历史的 发展。因为中国史学所蕴涵的丰富的经验与智慧，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有利于当前 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具体地说，史学可以使今天的人们把自己的视野延伸到遥远的过 去，再从遥远的过去来审视现实，进而投向未来，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极大地丰富起来， 在自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结合的基础上，焕发出更多的期望、激情、智慧和勇气 ，在当前的历史运动中发挥出更大的才能和创造精神。重复地说，史学所反映出来的改 革进取精神、民族凝聚意识、忧患意识和重视历史智慧等优良传统，在现实的历史运动 中都具有活力。从史学的社会功能来看，这要求我们认识到史学对于了解历史、观察现 实、解喻人生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史学中所蕴涵的智慧和激情，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最 基本的素养之一。
    中国史学史研究同任何其他学术研究一样，不能不讲究研究方法。然而，说到研究方 法，我觉得很惭愧，一是不懂得新颖的方法，二是不精于传统的方法，只是恪守以勤补 拙、自强不息的信念罢了。当然，这些年来的研究，也有一些做法和感受。我想，我所 遵循和使用的方法，主要是辩证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以及比较的方法和考证的方 法。这里我想讲讲我的一些具体做法：
    第一，对于中国史学的认识一定要建立在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基础之上。这是因为：首 先，一定的时代产生一定的史学，对时代特点认识不清，就不可能准确地阐说这个时代 的史学特点。其次，任何关于史学的评价，归根到底都是以历史评价为前提。因此，要 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有所创获，就应当在认识中国历史上多用些工夫。我在20世纪70 年代到80年代初约八九年中，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我曾以此向白寿彝先生“诉苦” ，说是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白先生却认为不仅没有耽误时间，而且对研究中国史学 史大有益处。随着岁月的推移，我才逐渐领悟到这话的含义和分量。这些年来，我虽然 不再讲授中国古代史的课程，但却仍然十分关注中国古代史领域研究的新进展，使自己 随时补充新知，使中国史学史研究与之相适应。
    第二，以研究一个时期或一个朝代的史学为立足点，进而向纵向或横向深入发展，是 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路径之一。这是因为：中国史籍浩繁，任何个人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展 开全面的研究，势必要有一个立足点，然后向外拓展。我们知道，对于一个时期或一个 朝代的史学作深入的研究，大致可以获得对史学之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以此为出发点 ，可收举一反三之功。
    第三，对于一个时期或一个朝代的史学的研究，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先做编年。做编年 有两个好处：一是了解大势，二是发现问题。我在研究唐代史学之初，先读了有关的八 九十种文献，做了十几万字的唐代史学编年。于是，大致了解了唐代史学发展的脉络， 同时发现了二三十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收获之大是我始料所不及的。应当承认，这个方 法很笨，但却是扎扎实实的。近些年来，南开大学杨翼骧教授编著了《中国史学史资料 编年》，现已出版了第一、二、三册，足资参考，这是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第四，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它同任何专史一样，贵在通识。因此，对于任何时期 之史学的研究，对于任何史家、史著的研究，一是要根据那个时期的历史条件去评价， 二是要置于中国史学发展总体中去评价，这样才可能避免或减少片面与夸大，不至于在 评价中否定前人、无视后人，产生这样那样的偏颇。中国史籍的浩繁，以致任何人都难 以达到真正的“通识”。因此，“通识”只是相对的，但“通识”的意识和要求，却不 可没有。踏上走向“通识”的道路没有捷径，多读书、多思考是惟一可靠而有效的方法 。
    第五，要关注当代史学的发展。关注当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关心当代 人的著作，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当代人要读当代书，要研究现实问题，这好像是不成问 题的事情。其实，也不尽然，我们有一些研究历史的朋友，却未必都对当代感兴趣。这 实际上就等于把自己封锁在小楼里了，不能广泛地吸取今人的成果。治学如积薪，后来 者居上。忽视今人的著作，不去汲取今人的研究成果，是难于在学术上有大作为的。关 注当代史学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营造良好的、健康的学术氛围，重视 史学评论工作。学术上的繁荣进步，要靠评论工作来促进。怎样开展评论呢？最重要的 是要实事求是。赞扬，但不捧场；批评，但不挑眼。要造成这样一种学风：一部著作出 版了，有人关心，有人过问。我们研究史学史的人，更要关心。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自 己的提高，而且对作者和广大读者都有益处。可以肯定地说，正常的史学批评的开展， 健康的学术氛围的形成，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是史学工作者关注当代史学发展 的重要途径，也是史学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六，历史研究成果的表述形式是史学工作的重要环节，把文章写好是史学工作者的 基本功。学术论文贵在平实，切忌华丽辞藻的堆砌和各种新式语汇的排比。对材料要分 清主次，不能平摆。话不要说得太满，要以商量的口吻，平等地进行交流。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太史公也强调“心知其意”。在实践中要多一点悟性，有了较深刻的感 悟，再去实践，如此反复，就会不断提高。
    最后，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世界各国所仅见。中国 古代史学遗产中有些已经落后了，没有继承的必要了，但优秀的遗产十分丰富，在当代 仍然有活泼的生命力和现实价值。因此，当我们还没有认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要轻易 地去否定古代史学。因为那样做，不仅反映出自身的浅薄，而且无益于一般读者。中国 史学是中国历史的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神圣的。尽管它有缺点、有局限，但这 并不会改变它的神圣性和固有的价值。
    问：从全局来说，您怎样看待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答：作为近代学科史之一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是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提出来的，三四 十年代是草创时期，50年代显得寥落，60年代初是一个比较活跃的阶段，“文革”十年 陷于沉寂。八九十年代，中国史学史有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史学史 研究迎来了它的春天，进入了它的建设时期。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研究步伐的加快，第二是研究队伍的扩大，这两点我就不细说了。第三是研究 领域的拓展。从时限上看，中国史学上自古代、下至近现代以至于当代，都成为研究的 对象。从内容上看，研究者大都力图走出史官、史家、史著的模式，而关注史学发展的 脉络及其阶段性的特点，关注史学思想的演变，关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有通叙史学之 整体发展趋势者，也有着重论述某一断代史学面貌者，有着重爬梳史学流派而分别予以 评价者，也有就某一史家或史著写成专著者；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还有就少数民族的史 学作专门研究者。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看，有论文，有专著，有教材，有专题论集， 有综合论集，有史家评传集，有史著评介集，有资料编年，有史家词典，有史学史辞典 ，有史著解题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有了很大发展。第四是 研究成果丰硕。自1980年至2000年以“史学史”名书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有20种左右； 如果把多种表现形式的著作统计在内，其数量当有百余种之多。而论文则在千篇以上。 第五是突出了理论色彩。主要表现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提出与探索的理论问 题很多，大致围绕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原则与致用目 的的关系、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传统史学在当代史学建设中的地位等重大 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当然，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下，也存在不少问题。我看目前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至少还存在如下几个问题：一是重复研究过多，创新意识不够。二是个案研究、具体研 究多，而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整体研究显得不足。三是现实感比较淡薄， 与现实社会的发展有些脱节。四是史学评论滞后，争鸣、商榷文章很少。五是中国史学 史还没有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结构恢廓的鸿篇巨制，这同浩如烟海的史学遗产很不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