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遵循辩证比较的学术理路
    在中西历史比较的过程中，要对有关现象的异同作出科学的诠释，还必须遵循辩证比 较的学术理路，这是分析、认识历史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客观要求与必由途径。数千年来 ，中西社会都经历了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历史演进过程，有着诸多的同类历史现象 。但由于各自的地理环境、民族特性与文化传统的不同，这类历史现象也必然带有各自 的特征，并非可以简单地画等号，而是常常显得扑朔迷离，不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就是貌合神离，或貌异而神同。有的现象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极其相似的事情 ，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15]（p131）。如果抱着非此 即彼的僵化思维先入为主地去求同或求异，割取其相似或相异之处进行比较，单纯地描 述或者分析同一现象的类似或差异，就难免很大地偏离历史实际，将中西历史诠释成为 一个完全同一的或截然相反的社会发展模式。
    遵循辩证比较的学术理路，就是要充分认识到中西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自觉 地以理性思维去辩证地分析中西历史的诸多异同。应当看到，诸多中西历史现象的异同 ，其本身是相当复杂的与模糊的，而各种史学流派的观点，更为之蒙上了种种面纱。因 此，我们必须在批判地借鉴现有成果的学术平台上，对它们作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式 的辩证比较，尤其要注重分析哪些异同是实质性的、根本性的，哪些又是表面的、浅层 次的，哪些是文件或观念表达、制度规定的，哪些则是实际发生的或实际运作的等等。 经过这样的辩证分析，才能够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对所比的历 史对象有一个整体、全面的深层次把握。
    在这一方面，中西封建政治史的比较值得反思。在以往，我们常常片面地去论证有关 现象的相异或相反之处，而不太注重对其中类似或趋同之处的发掘，最终将它们简化为 两类根本不同的现象，或划分为表面类似但实质相异的现象，中西封建政治由此而被阐 证为两种类型的政治发展模式。这样的比较或许在某些层面、局部上接近于历史实际， 但却不能系统、深入地阐明中西封建政治的异同，很难经得起史实的检验。
    例如，将中国的政治“大一统”与西欧的“分裂割据”作为中西封建政治的不同特征 ，似乎并不离谱，但仔细推敲起来则有失允当。从西周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政治分裂 割据并非鲜见。春秋战国时期的群雄争霸，秦汉之际的“楚汉之争”，西汉初期的“七 国之乱”，东汉末期的豪强称雄到“三国鼎立”，西晋末期的“八王之乱”，南北朝时 期的动荡，唐中期的“安史之乱”与接踵而至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交相更替， 宋、辽、金诸政权的对峙等等都足以为证。中国封建政治史中的分裂割据不仅在时间上 长于西方，而且在程度上远强于西方，其中不少是西方所鲜有的、欲图建立独立政权的 实质性的分裂割据。就西欧而言，虽然各国的封建政治不乏分裂割据，但在英国、法国 那样的封建国家，随着封建王权的兴起，总的趋势是从分裂割据走向政治大一统。安德 森系统分析了西欧君主克服封建离心倾向而构建“绝对主义国家”的历程，指出“政治 权威、政治统一”逐渐在英、法等国日益凸显。[5]（p9）中国史学界也开始以新的视野 进行比较，有学者就认为，中西封建政治都有一个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无论在西欧 与中国，封建君主最终都实现了政治统一。（注：参见朱孝远：《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 概念》，北京：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75～77页。）
    再如，在比较中西封建君主制时，认定前者是“人治”的专制君权、后者是“法治” 的有限君权，这种观点也是值得推敲的。中古西欧盛行“王在法下”、“法大于王”的 传统，日尔曼习惯法、封建法与教会的神法都有限制王权的一面。但随着王权的不断发 展与鼓吹君权至上的罗马法的复苏，旧有的“法治”传统受到冲击，并酝酿出“国王可 以在权利上与实践上都处于法律之上的革命观念”[16]（p328）。这一态势在英、法两国 最为明显。而中国古代并非都是君主个人独裁，也存在着有类似于西欧那样的“法治” 传统。马克垚先生曾将延续了数千年的“礼制”传统与中古西欧的“法治传统”进行比较，并通过不少君权受“礼法”限制的事实辩证地阐明，中西封建君权都是“有限君权”。[17]值得注意的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若要分析君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限 制，除了要分析法律、观念与制度的规则外，更应当着重探讨君权的实际运作，因为在 相当的时期内与场合下，这两者并非是趋同的，而常常是相互悖逆的，对后者的剖析更 能说明中西封建政治的本质。梁启超在解析政治史研究方法时就曾指出：法律文件、政 治组织形式与政权的实际运作有着很大的差距，“无论何时何国，实际上的政治和制度 上的政治都不能相同”。表面上看，中华民国的约法似乎仍旧有效，“但具文的约法和 实际的政治，表面和骨子，相差不知几万里”。汉朝尚书省的形成与职权“在法律上没 有根据”，外戚宦官专权更是如此，“然无人能阻止其不握政权”。“所以研究政治史 的人，一面讲政治的组织，表面上形式如此如彼，一面尤其要注意骨子里政治的活用和 具文的组织发生了多大的距离”[11]（p290～291）。这样的见解可谓十分精辟。若沿着 这样的学术理路去观照，我们也可以发现中西封建君主不断突破各自“法治”传统之限 制的事例，实际上表现的是“君在法上”或“君在礼上”的“人治”。当然，中西君主 的“人治”并非是不受限制的。但他们受不受限制，从根本上讲则是由君权与其他社会 政治集团的实际力量对比决定的。只有将中西社会的传统、制度与君权运作的实际结合 进行辩证的分析，才能真正说明两者的异同。
    以上谈及的有关中西历史比较的学术规范与学术理路，虽然主要是从政治史的角度提 出的，但其中的一些规则与理念却具有普遍意义，对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社会史方面 的比较应有参考价值，值得史学界予以关注与探讨。当然，理论、方法的论证是为了少 走弯路，而解决实际问题更需要艰苦的学术实践。可以相信，随着有关研究的逐渐深入 ，我们将会对有关中西历史比较的规范与理路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有关的各种具体的 历史比较研究必定会迈向规范化、理性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