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裴宜理教授的治学经历和主要学术成就
    裴宜理教授1948年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传教士，1931年到上海，执教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裴氏父母携家离开上海。隔年即1951年迁居日本东京。裴氏父母继续在一所教会大学担任教授。裴宜理也在日本长大，后归国。
    1969年，裴宜理毕业于纽约的威廉·史密斯学院（William SmithCollege），获政治学学士学位；1971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78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她的教学生涯是从1972年开始的。先后执教于密歇根大学、阿里佐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华盛顿大学、加里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她从事教授职务已有10年，是在华盛顿大学开始这一工作的。
    为了中国学研究，裴宜理教授曾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从事专业学习、研究和讲学多年。她是在台湾开始其汉语学习的。1969和1971年，曾两次到台湾学习汉语。1974至1976年，到台湾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以后又数次低台湾讲学。她首次回中国大陆是在1979年，当时是以美国一个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来华访问的。此后，在大陆讲学。关于中国学研究的缘起，裴宜理教授回忆说，开始进学院时，还没有想到过要进行东亚问题研究和政治学研究。但当卷入学生反对越南战争的汹涌浪潮后，开始对亚洲的革命和政治感兴趣了。遂决定到台湾学习中文，以更好理解中国革命的发生及其意义。所以对中国问题感兴趣，主要是它对越南革命的影响太深，而且也确实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道路。
    迄今为止，裴宜理教授已撰写和主编了多部中国学研究专著。主要有《华北的暴动和革命，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in North China），1980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论文集《中国人对捻军起义的看法》（Chinese Perspectives on the Nienrebellion），1981出版于纽约；主编论文集（合作）《毛以后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China），198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论文集（合作）《近代中国的抵抗运动和政治文化》（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in Modern China），1994年西方观察出版社出版；主编论文集（合作）《当代中国的城市空间，后毛时代的潜在自治和社区》（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199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论文集（合作）《单位--历史和比较视角中中国变迁之所在》（Danwei: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997年出版于纽约；著作（合作）《无产者的力量：“文革”中的上海》（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alRevolution），1997年西方观察出版社出版；主编论文集《回归本义：东亚劳动者的身份》（Putting class in its place:worker identities in East Asia），1996年伯克利加里福尼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专著《罢工中的上海：中国劳动者的政治》（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裴宜理教授的一些重要学术观点常公诸于学术论文，在各类杂志发表了多篇学术文章。大体有四类。一类是关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民问题的研究，如《捻军叛乱之研究》《清末的抗租暴动：上海的小刀会和山东的刘德培》等；一类是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研究，如《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上海劳工运动》、《中国无产阶级形成中的劳工和政治》、《中国劳工运动研究之反思》等；一类是关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研究，如《集体的声音，1880-1980：国家与地方之社会》、《当代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等；还有一类是关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如《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趋势》、《国际视角中的中国纪念问题》、《50年的同行者：美国的中国研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
    裴宜理教授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组织能力倍受美国和国际学术界同行的肯定和赞赏。她的专著《罢工中的上海：中国劳动者的政治》被评为东亚历史研究杰出著作，获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还获得国际劳动者历史协会1993年著作奖。她还曾获耶鲁大学、杜克大学等多个大学和学院的荣誉奖项。世纪之交，她荣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这是饮誉世界中国学界的著名学术机构。
    二、《华北的暴动和革命，1845-1945》--对中国近代农民运动研究的新视角
    在裴宜理教授的学术生涯中，中国农民问题是她十分重要的探垦领域。这些成果中，专著《华北的暴动和革命，1845-1945》为代表作。这部出版于1980年的著作，是她的博士学位论文。
    这本选择以华北淮北地区的农民暴动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共七章。第一章是全书内容和概况介绍；第二章是淮北地理环境分析；第三章是淮北地区农民生存策略分析；第四章是捻军暴动形式探讨；第五章是红枪会暴动形式探讨；第六章关于淮北共产党革命问题探讨；第七章全书结论。
    裴宜理教授指出，这么多年学者们对农民反抗斗争原因的解释，都着眼于对其展开时间、阶级身份、社会组织、政治倾向的探讨。这些虽都注意到中国农民反抗斗争的重复性和连续性，注意到农民反抗斗争的区域性，但很少有学者关注特殊地区的特殊模式问题。教授指出，学术界也会有人强调革命发生时外部力量和个人力量的角色及作用，虽然也能解释现代革命发生之一、二，但不足以周到阐明中国早期农民暴动起因。她写道，千万不要以为所有传统农民的起义都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理性的。恰恰相反，乡村暴动及其目的是清楚的，是有组织、有理性的集体行为。她引用艾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的话说，“农民的存在，不仅是农民和非农民的联系，也是一种适应方式，是一种态度和行为的连接方式，这种态度和行为的连接方式的设计，足以保持耕地者自己的主张和思想”（注：参见Elizabeth J.perry:Rebels and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Introduction.）。在相应的环境里，适应生存的最佳方式就是集体暴力。生活资料短缺的地区往往也是为生计进行斗争的温床。
    作者认为洪水和干旱的反复肆虐导致了淮北的困难和不安全生存环境。好斗的生存策略也由此而生成。好斗有两种：一种是掠夺策略，即掠夺他人财富，如小偷、盗贼的出现并结成集团；一种是自卫策略，即在面临掠夺威胁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冲击。于是就有人们重视庄稼的看守、讲究个人的警惕性，以及村自卫队等社会组织的加强等。
    这两者都属于理性的方式，是人们为了生计的一种必须的方式。裴宜理教授认为村民采用这样的策略，尽可能地多得，尽可能地少失。转机当然也非常有限。至于谁采取什么策略，主要根据生存环境的资源而定。实行攻击策略的，主要是那些拥有很少资源的人们，以高度冒风险的行为争取获得。攻击者从他们的稍富裕的邻居那里获得生计。比较而言，保护者着眼于对自己剩余资源的保护。
    关于农民暴动的组织形式及其特点，裴认为，首先，农民作为个人不适应集体的策略，他们主要是家庭、宗族、村庄的成员。但为了事变的进展，大多数的团体不是简单的个人相加。他们的习惯是重首领、重历史、重团体的内聚力。也不是所有穷人都是掠夺性的强盗，就象所有的地主不是自卫性的军事首领一样。虽然掠夺和自卫两方面都集中注意力于基本资源的竞争。
    作者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淮北的两次农民运动进行了剖析。她认为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捻军和发生在民国早期的红枪会，是这个地区两种不同模式的农民暴动。捻军所表现的特点是掠夺性的，偷盗、长期械斗是其特点；红枪会相反，呈现自卫性质，由富裕农民或地主领导，立足于村庄自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