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以前对《春秋》之“义”和“事”的认识
    据孟子所说，《春秋》这部书系由孔子所作。《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 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 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 子·离娄下》载：“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 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 之矣。’”
    在中国学术史上，孟子不仅是第一个指出孔子系作《春秋》的人，同时也是第一个指 出《春秋》有着“事”和“义”分别的人。根据上述《孟子》的文意，《春秋》之“事 ”“则齐桓、晋文”，因此，“事”亦即“史”；而孔子对《春秋》之“义”有所“窃 取”，这个“义”，也就是“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大义”，是指孔子在叙述春秋24 2年的史事时，通过采用一些特殊的修辞方法来表示他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春秋》之 “义”和“事”，孰重孰轻？孔子自己没有作过说明，根据孟子的话，我们也还得不出 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孔子在作《春秋》时，的确有对“事”亦 即“史”的隐讳，《春秋》三传均有这方面的记载。例如，《公羊传·闵公元年》曰： “《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谷梁传·成公元年》载：“《春秋》 为尊者讳敌不讳败，为亲者讳败不讳敌。”《左传·僖公元年》在论《经》何以不书“ 即位”时说：“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讳国恶，礼也。”此外，太史公在《史记·匈 奴列传》中也说：“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 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从实例来看，《经·僖公二十八年》载：“天王狩于河 阳。”如单从字面上理解，而没有《公羊传》、《谷梁传》、《左传》的说明，我们真 以为周天子在河阳狩猎，而不可能知道这是晋文公将周天子召了去的历史真相。这样说 来，在《春秋》中，孔子对于“事”的处理确实存在着“曲笔”而非“直书”之处。可 以不顾史实的真相而随“意”叙“事”，这都是为了表达某种“义”。因此，孔子修《 春秋》，事实上存在着“重义轻事”的倾向。对史实随“意”取舍，掩盖事实的真相， 这是一种非实事求是的不良倾向，比起“南、董之杖气直书，不避强御”来，孔子缺少 那种“善恶必书，斯为实录”的良史精神。然而，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也有主张“直 笔”，主张实事求是的另一面。最著名的例证就是《左传·宣公二年》载董狐不畏强御 ，据事直书，孔子赞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再如，《论语·卫灵公》 云：“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史鱼是卫国的史官，无论政 治黑暗还是清明，史鱼都据实直书，孔子以“直哉”评之，十分赞许史鱼的做法。《论 语·为政》有孔子答子张问如何求福禄，孔子说：“多闻阙疑，审言其余，则寡尤；多 见阙殆，审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多闻阙疑”，这样一 种人生态度，贯彻于史书的撰写，应当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精神 ，孔子在这一方面的确有欠缺，但也有某些闪光的思想。
    但是，到了西汉，今文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并没有对孔子思想体系中主张据实直书、实 事求是的一面给予必要的表彰，而是对《春秋》重义轻事的倾向给予强调并进行了总结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指出，《春秋》有“正辞”，有“诡辞”。以“正辞”与 “诡辞”相对待，要在一讳一不讳。《春秋繁露·玉英》载：“《春秋》之书事，时诡 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因为要回避些什么，所以有话也不 直说，而是隐晦地说，曲折地说，这就叫“诡其实”。“诡其实”也就是“讳”，即掩 盖事实的真相。例如，晋文公称霸，两次召见周天子，而《春秋》因要替周天子讳，不 说周天子被召，而是说周天子在河阳狩猎。于是，《经·僖公二十八年》载为“天王狩 于河阳”。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对此解道：“晋文再致天子，讳致言狩。”“诡 晋文得志之实，以代讳避致王也。”这里，董仲舒将晋文公召见周天子的史实予以揭露 ，这当然是一种“求真”的态度。但是，这种对史实的揭露，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意 义不大。因为董仲舒的本意并不在于揭露“史实”，“还原”历史的真相。换言之，董 仲舒并不以探讨历史原貌为己任，他的视域重点是落在对孔子为周天子讳的方法论的总 结上的。对于“讳”，董仲舒不仅不认为这是孔子的败笔、缺陷，反而认为这是孔子的 微言大义，是《春秋》的思想精华所在，这是董仲舒解《春秋》问题的要害。这样，董 仲舒就大大突出了孔子思想体系中原有的非实事求是的一面，并使得讳言史实成为今文 公羊家普遍认同的孔子作《春秋》的重要“义法”。所以，尽管公羊家对于史实作了部 分的揭露或澄清，在这方面他们也有着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但毕竟是“讳”重于“不 讳”，比起“讳”来，“不讳”也就显得苍白无力。要言之，从董仲舒开始，“春秋重 义不重事”有了“理论”上的总结与说明。何休撰《公羊解诂》，继续发挥《公羊》学 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他对公羊义法进行疏理，提出《春秋》有“文致太平”的原 则。所谓“文致太平”，是指春秋242年“本然历史”并不太平，而孔子以“理想”的 太平世“文”之亦即描绘之。这样，何休就进一步强化了公羊家“春秋重义不重事”的 倾向。
    然而，《春秋》之“义”，毕竟要靠齐桓、晋文之“事”为其骨干的，它毕竟是离不 开“史”而“独立”存在的。如果没有史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春秋》之“义” 又从何“谈”起？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论孔子撰《春秋》是“西观周室，论史记 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纪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 ”，那么，孔子之“论”史记旧闻，这个“论”离不开“史”；孔子有“义法”，但这 个“义法”也是通过自隐至哀的“所纪”才体现出来的。既然《春秋》一书已经与“史 ”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也就容不得治《春秋》之学者可以不顾史实，信口解说。所 以，尽管《春秋》外罩着孔子和“经”的光环，尽管《春秋》本身就有着重义轻事的倾 向，但是，在中国的学术思想发展史上，今文《公羊》一派的“春秋重义不重事”之论 依然受到了有史学意识的学者的抵制与批评。特别是西汉后期，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和 古文经学的勃兴，相信“义从史出”，因而重视《春秋》之“史”的意义，并批评今文 一派“春秋重义不重事”的学者愈来愈多。唐代刘知几撰《史通》，其中有《惑经》篇 ，刘知几站在实录的立场，认为《春秋》有十二义“未喻”，其根本的缺陷，就是孔子 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刘知几指出，史家撰史，意存警世。即使从这个原则出发，《春 秋》的文过饰非也违背了孔子修《春秋》欲使乱臣贼子惧的初衷。对于这一矛盾与悖论 ，刘知几反问道：“《春秋》之所书，本以褒贬为主，自夫子之修《春秋》也，盖他邦 之篡贼其君者有三，本国之弑逐其君者有七，莫不缺而靡录，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 ：‘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无乃乌有之谈欤？”这里，刘知几指出了《春秋 》的文“讳”之短，自悖初衷，逻辑矛盾，致使乱臣贼子不仅不“惧”，反而“篡贼其 君者有三，本国之弑逐其君者有七”，这种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正是站在史家的立场， 刘知几撰《申左篇》。他认为，在《春秋》三传中，《左传》有“三长”，而《公羊传 》、《谷梁传》有“五短”。《左传》的“三长”，根本的长处是《左传》“博总群书 ，每事皆详”；而《公羊传》、《谷梁传》“五短”中，致命的短处则在“于内则为国 隐恶，于外则承赴而书，求其本事，大半失实”。刘知几的这个“三长五短”论，是对 “春秋重义不重事”的治史方法论的严厉批判。《史记·太史公自序》载有董仲舒的话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贞《索引》解此一语 道：“孔子言我欲徒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人臣有僭侈篡逆， 因就此笔削以褒贬，深切著明而书之，以为将来之诫者也。”这是说，孔子作《春秋》 、立褒贬，是以“事”，也就是以“史”为根据的。若不以史事为褒贬的依据，那就是 “载之空言”了。而“载之空言”，是“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司马贞的《 索引》，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春秋重义不重事”的公羊义法而发，但却是对这一公羊义 法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