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杂志是具有一定标题的定期出版物，是人们记录、传布、保存知识和信息的主要 载体之一，其早期的发展历史与报纸的演化过程是重合的，两者呈现交叉的形态，晚近 以来逐渐分离并形成各自的体系，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专业研究期刊（Journal）开始出 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有了长足的发展。
    顾颉刚在20年代初期曾致信钱玄同说：“我很希望先生把辨伪的见解多多在《努力》 上发表。《努力》销路很好，可以造成风气。我们说起了辨伪已有三年了，却没有什么 成绩出来，这大原故由于没有什么发表，可以引起外界的辩论，和自己的勉励。如能由 我这一封信做一个开头，继续的讨论下去，引起读者的注意，则以后的三年比过去的三年成绩好了。”[1]（p82）顾颉刚在信中意在总结“辨伪”和“疑古”的成绩和不足，但从信的内容可以得知，民国学者认识到了史学期刊在倡导“风气”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注：这里的史学期刊除了专业性的史学期刊外，还包括综合类学术期刊和刊载史学 文章的一些综合杂志，前者如著名的《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国学季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后者如《东方杂志》等，为叙述上的方便，本文 如无特别强调，通称为“史学期刊”。另外，《大公报》、《益世报》等少数几家报纸 在30年代也开辟了“史地周刊”“史学”等副刊，因其数量和影响有限，本文不作专门 论述，但也可将其划为“刊”一类传播媒介。），它直接影响到史学研究方向性的问题 。笔者选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对史学期刊与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做 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民族主义情绪：专业史学期刊的内动力
    徐炳旭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曾经提到，自1917年蔡元培初掌北大始至194 9年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 疑古学派所把持”[2]（p22-27）。这一说法虽然说出了其时学界的一些情势，但显然尤 欠精当。因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和讲师们，还有围绕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围的相当一批学者，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把持着当时史学理 念的趋向。然而，就是这些对当时史学界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学者，多少都带有一些学 术上的民族主义情绪。
    一向主张学术研究、历史研究不应该为任何主义服务的胡适，是疑古学派的核心人物 ，他曾经写过文章专门讨论过不要喊什么口号，有什么主义的思想，而是应该具体的做 一些事情。（注：胡朴安1928年成立中国学会时，曾想请胡适参加，胡适写信拒绝说： “我不认为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 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 谓实事求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另外，在“问题与主义”之争时，胡 适也几次为文主张少谈些主义，多做些具体研究工作。）但在实际学术研究中的胡适多 处流露出了爱国主义的痕迹。胡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课堂上就经常谈到：“中国 学问的中心，不在中国，而在伦敦和东京。”[3]（1931年9月14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 与陈垣相对叹气，盼望学术的中心“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4]（p152）据此虽不 可以说胡适做学问是为民族主义，其间所显露的民族主义情感却显而易见。清华四大导 师之一的陈寅恪，也是1929年改组后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学组的组长，在 给傅斯年讨论购买大内档案的书信中，曾经说到如果“此项档案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 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5]（P24）。在1929年送北京大学史学 系毕业生的诗中，陈寅恪说：“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 要待诸君洗斯耻。”[6]（P18）在书信和诗句中间频频出现的“国耻”“国史”等词，表 现的不仅是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读书为学一种自期，实际上更多的是与西方 史学（包括日本）争胜的心境。被胡适称为现代中国文史研究机构中“规模最大成绩最好 的学术研究团体”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7]（p24），其创办人傅斯年在写给陈垣 的信中曾经明白地表露自己的心迹说：“斯年流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惨中土之 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语言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 若可忍，孰不可忍。”[8]（p98）傅斯年说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话，虽然有些直白 ，但却最好的表现了其时史学界的民族主义情绪。
    如前所述，期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的效用已被大多学者所熟识，（注：如吴宓在自己的 日记中多次提到要以创办期刊杂志为入手之举，造成一时之学说。）因此，学者们极力 想通过这种传播活动来达到自己的预期效果。但史学期刊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与地理 学、语言学等概念相偕而生的。例如，柳诒徵等派学人有感于时人“所得于历史地理知 识为差”，甚至不及西人，于是“有史地学报之刊”[9]，其他类似的如《史学与地学 》、《史地丛刊》、（注：此处的《史地丛刊》指由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的刊 物以及1933年由大夏史地学会创办的同名期刊，1947年湖北师范学院也创办了一份《史 地丛刊》。）《史地》、《史地知识》、《史地杂志》等刊物也大都因此而生。同样，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发行也是以争夺“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为其旨趣的[10]。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销数亦与年俱增”且“其声光远及”欧美的《史学年报》[ 11]，在其“发刊辞”中称：“吾国史学，渊源最早，而以其进步迟缓之故，及至今日 反落欧西诸国之后。”[12]朱谦之在1934年创办的《现代史学》也是基于史学落后于西 方，并进而强调该刊的发刊宗旨--史学应该转变路向为现实服务。[13]总之，史学研 究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催生了专业史学期刊，其在二、三十年代的发行情况大致如表 1：
    由上表可知，大约在1929年前后，以《史学年报》、《史学杂志》等杂志为代表的专 业史学期刊的出现，表明了史学研究已经逐渐从与地理学、语言学等类概念和学科中离 析出来，尽管还与他类期刊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关系，但这仍标志着专门性史学期刊的出 现。正是有了这些专业性史学期刊，还有一些文史类和综合性的刊物，反映专业研究中 民族主义倾向的史学类论文在这一时期才得以大量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