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史学期刊的民族主义体现
    首先是一些专业史学期刊以介绍西方史学研究的状况和动向为职志，对于西方史学研 究现状进行了大量绍介。由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主办的《史学》杂志在发刊词中 就说：“自西学东渐，国中史学者除数千年国史外，且须进而探求西洋民族兴衰之迹。 欲以一人之力而兼明东西全史；……故本刊对东西各国史学，只负介绍之责，”[14]在 第1期上其所刊发的研究论文有《评日本研究丛书》、《产业革命影响说略》、《考古 学的新方法》、《欧洲各国对中国学术之研究》以及《克罗奇的史学论》等5篇，仔细 阅读各篇不难发现，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表现了对西方史学乃至西方学术的关注。该刊 第1期还有“史学界消息”一栏，内中有“国内史学界消息”、“东京卅一次大会”、 “西洋史学界消息”等3部分，西方史学的研究动向所占的比例由此可见一斑。《史学 季刊》在第1期就专门刊发了《现代西洋史学之趋势》等论文，并在“国内外史学界消 息”一栏中大力介绍西方史学界的消息和动向。同样，其他史学期刊也都不同程度的对 西方史学界给予了关注，如《史学消息》在每期都安排大量篇幅介绍西方史学研究现状 ，以其第1卷第1期为例，其介绍“西洋汉学论文提要”情况列表如表2：
    从表中可以看出，史学期刊对整个欧洲的史学研究现状都有关注，对其研究题目的举 例说明也从某种意义上表现了想以此为“标示”的心理。由前述可知，这种又妒又羡的 心理也表现在了对日本史学界的态度上，因此，一些史学期刊对日本史学界也进行了关 注。如《史学丛刊》杂志上就刊载了陈垣的一篇文章，陈垣不失时机的向国人介绍日本 史学界的研究现状，他说到“日人对吾国历史研究之进步，一日千里，然吾人对于日本 历史，尚多漠然观之，奇也！”陈垣以卓绝的眼光发现中国学界自清代以来，“专攻元 史者辈出，然能以汉文翻译蒙古史籍者，殆不多见”，而日本学者以日文译蒙古史籍的 “成绩卓著”，陈垣感慨说：“吾人若不急起直追，将来势必藉日文以考蒙古文献，宁 非学界之耻？”[15]日本史学界的这种研究现状，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早已被当时的 重量级刊物--《国学季刊》察觉，该刊在第1期即刊载了胡适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 》一文，其中提到，1924年是“东壁遗书”刻成的百年纪念，而“这一百年中，这部不 朽的奇书几乎没有人过问”，事实上，“约20年前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把陈履和刻本加上 标点排印出来，中国人才渐渐知道有崔述这个人”，胡适接着说：“崔述的学说，在日 本史学界颇发生了不小的影响。近来日本的史学早已超过崔述以经证史的方法，而进入 科学的时代了。”[16]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科学一词自然就代表着进步，胡适、傅 斯年等一批学者梦寐以求的就是想在史学研究中也找到一种普适的科学方法，胡适更是 终生都在提倡“科学的方法”，因此，胡适在这里陈述日本史学界时称其早已经进入“ 科学的时代了”，可见语气之重，内心的惋惜和不平跃然纸上，这些期刊的职责感和使 命感之深也可见一斑。
    其次，史学研究中倡导对本民族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的思想在史学期刊中也得到了很好 的张扬。1923年1月，《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正式出版，胡适在其著名的《发刊宣言 》中明确提出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 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17]胡适这里说的 “国学”很大程度上是指“史学”，（注：对于何谓“中国学”，胡适在“发刊宣言” 中把国学研究的总系统等同于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虽然当时的中国文化史与现在的概 念不尽相同，但从其列举的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 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民俗史、制度史等10个方面来看，其研究的核心毫无疑问是 史学。时人周予同在总结史学的发展脉络时就认为，胡适等学人当时倡言的“用西洋的 思想来整理‘国学’--其实只是广义的史学”。）而且仅《国学季刊》连续刊载的陈 垣的文章--《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而言 ，即可得窥该刊的宗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成立之初就制定了“要把史料整 理好，则事实自然就很明显了”的宗旨，因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自然 要极力宣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10]
    《史学年报》在第1期上就刊载了陈垣的《中国史料的整理》一文，他提出，第一，随 着史学研究时间的加长，研究领域的扩大，史料也势必不断增加，要利用这些史料，必 须首先加以整理。第二，中国的史料我们自己不来整理，恐怕不久以后外国人就会替我 们来整理，“那才是我们的大耻辱”。关于史籍的整理，陈垣提出翻印古籍要分段、分 节，加上标点符号，书记要根据内容分册装订，目录单行。类书、工具书应重新编制。 整理笔记要“无目录的加上目录，有目录的加总目，有总目的编为索引”，使人们从笔 记中寻找任何材料都能一目了然。对所有文集要编制总目录或索引。关于档案的整理， 陈垣认为应按分节、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录、编目等8个层次进行分编 。总之，陈垣注重由目录学入手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这样才能“以最经济的时间得最 高的效能”[18]。
    当然，为了响应“把学术中心夺回来”，以洗“国耻”，史学期刊在输入西方史学学 理、建立本国“国史”等方面也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注：就连一向被学者视为保 守的《学衡》杂志在1928年还发发表了张荫麟翻译的美学者葛达德与吉朋斯的《斯宾格 勒的文化论》，第一次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介绍到中国；胡适等学人对实验主义 历史哲学的介绍也大都是借助史学期刊而完成的。在倡导建立“国史”方面，以柳诒徵 、缪凤林等为例，他们的主张在此一时期也基本上都由《史地学报》、《史学杂志》等 史学期刊来完成。）限于篇幅不再详细介绍。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以民族主义为内驱 力的史学期刊的传播活动正在使中国史学界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时，（注：1929年， 《学衡》杂志刊载了张荫麟的一篇名为《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梁任公》的文章，其中把 介绍西方思想，用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用新观点考察中国历史作为梁启超最大的三个 贡献，这种评判的方法和标准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其时学界的评判标准便可见一斑， 也可从中发现学术评判标准向西方倾斜的一种变化，史学期刊在其中当起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30年代初期中日关系的恶化使史学期刊的这种表现转到了另一个起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