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30年代中后期：史学期刊的民族主义转向
    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史学研究中民族主义情绪在史学期刊中的体现 还仅仅限于学术研究的领域，那么到了3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9.18事变发生后，中日关 系的急转直下使这一情形有了方向性的变化。周一良在《史学年报》上对史学界的研究 现状就表现出了某种担忧，他说：“近年我国学术界颇能留意欧美各国，举凡政治、社 会、经济、学术等莫不专精探讨，而成就卓然，足以使彼本国学人心服者不乏其人。乃 于相距最近，关系最深日本，反似漠然。”周一良还注意到研究者犯有“头疾医头，脚 疾医脚”的毛病，即使在晚清新政的危机时刻，也是有感于仿效西洋文明的艰难而仅仅 研究日本的政治制度，且“所见者甚短，而所知者甚浅”。相对应的，中国的学者研究 本国的学术甚至比不上日本的“支那学”成绩。周一良最后则直接说，日本侵略日甚一 日，为“能制彼而不制于彼”，学界应该对日本历史进行深入和有系统的研究。[19]与 此相呼应，出现了专门对日本进行研究的杂志--《日本研究》，该刊在第2卷第1号的 卷头语称：“当本刊付梓的时候，正值暴日对我东北实施武力侵犯，不宣而战，沈阳， 长春，营口，安东等重要城市，都被占领。白山黯淡，黑水呜咽，我东北半壁河山，已 全沦于日帝国主义者铁蹄践踏之下。噩耗传来，天地变色，远望辽东，烽火漫天，我们 真为之锥心泣血，悲愤莫可自止……”[20]从中可以发现该刊的办刊主旨，也正是基于 此，《日本研究》“对于日本的研究是比较的普遍和有系统，对于日本的经济，社会， 教育，历史，地理等等都有详细的研究”[3]。
    曾经主张“为学问而学问”的顾颉刚在1934年也创办了《禹贡》杂志，他在“发刊词 ”中说：“历史是最艰难的学问，各种知识它都需要。……尤其密切的是地理。”“这 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民族 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 据呢？”在谈到民族史不发达时，顾颉刚愤慨地说：“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 ‘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 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都这样叫起来，这不是我们的耻辱？”[1]（p216-21 7）显然，顾颉刚是针对时事有感而发的，但正是对日本的“蓄意侵略”的极大愤慨，才 导致了《禹贡》的诞生。既然是为民族史的研究“取得根据”，《禹贡》自然是以维护 祖国领土完整为主旨。顾颉刚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又称：“……国势陵夷 ，局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危险，学术上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为衡量之标准。”（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于1936年1月1-2日由禹贡学会铅印。）可见，围绕《禹贡》杂志，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学人又在民族危机时刻开创了边疆史研究，高擎起民族主义的旗帜。
    事实上，由于“抗日救亡”呼声的高涨，期刊在30年代对日本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 于史学乃至学术的层面，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研究日本的杂志如表3：
    表中所列各杂志大都还是“史学期刊”的范畴，但从名称就可以得知，对日本的关注 ，已经从单纯的历史研究，渐渐过渡到对日本侵华政策等相关重要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揭露和批判之中。七七事变后，即使学者在做五十年历史研究的回顾时，也不忘引用 章太炎的话鼓舞士气说：“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氏以讫今兹，四夷交侵， 王道中绝者数矣。然滑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 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随，民自治贵于戎狄，非《春秋》梳维纲是？……孔子不布《春 秋》，前人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乍被侵略，则向安于舆台之分。《诗》云 ：‘宛其死矣，他人是偷。’此可为流涕长潸者也。”[21]由此显示了史学期刊的宣传 方向已经将史学研究与现实和时代的脉搏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不管是前者的传播活 动，还是后者的专业研究，从某种程度上都转到了寻求民族复兴的新的起点。
    四、结语
    史学期刊作为一种印刷媒介，在信息量和时效性等方面介于书籍与报纸之间，而在专 业性方面，尤其是在特定领域，其权威性却高于报纸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兴的媒 介--广播，又由于一本期刊往往有多种栏目、多篇文章或图片，比一本书更具综合性 。期刊杂志的这些特点使其在解释、引导方面的作用更佳。（注：其内容比书籍短小新 鲜，可读性强；比报纸精专、深入、全面。）因此，史学期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 传播史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时，其“分众化”趋势具有明显的优势，达到了最终的 预期传播效果。
    如果把文中几部分的分析套用到威尔伯·施拉姆的“共同经验范围”的概念里[22]（p4 7），则正说明了史学期刊的传播活动与专业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之间是有着“传播的 环境”的，它们的关系也不是传播的一种单项活动，而是相互间的一种互动。
    原文参考文献：
    [1]顾潮。顾颉刚年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徐旭生（炳旭）。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3]罗盛尧，胡嘉椿。介绍<日本研究>[J].北京大学日刊，1931，11（7）。
    [4]胡适。胡适日记全编（六）[Z].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5]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