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言之，自东汉以降，伴随着古文经学的兴盛和今文经学的逐渐衰落，“春秋重义不 重事”的公羊义法日益失去了学者层的信任，相反，相信《春秋》义从史出，重视《春 秋》的“史”的意义的学者则越来越多。至清朝，受弃虚蹈实学术思潮的制约，这个倾 向就越发明显了。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有“鲁之《春秋》”条，将《春秋》分为自惠 公以上和自隐公以下两段。他认为，前半段《春秋》事涉西周鼎盛时期，又因为保存了 周礼，因此，孔子修《春秋》时对这一段历史采取了述而不作的态度，全盘照搬；自隐 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孔子惧，而以己意作《春秋》。依顾炎武之说，经孔子 之手修订的《春秋》，其叙事之上下限原来远不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仅及242年，它的 叙事年限要长得多，至少要长一半，只可惜孔子的前半段《春秋》没有流传下来。顾炎 武的这一说法在文献中并没有足够的根据，他说孔子所修《春秋》自隐公以上的上半段 已经亡佚，这种说法大概是出于推测。顾炎武的说法有没有根据，在这里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他对“史”与《春秋》的相关度的重视与强调：一则说因为有了良史，周礼才得 以成，因而，也才有了孔子的“述而不作”的、现已亡佚了的《春秋》；二则说，孔子 是因见“史失其官”才惧而“作”《春秋》的，换言之，孔子作《春秋》是为了继续业 已中断了的史官的事业。对于顾炎武的这一释读，阎若璩仍觉不满。他要更进一步，直 接以孔子为史家。他认为，孔子修《春秋》，一遵周公之旧典而无所变，故《春秋》叙 事之上限，实际还不止到伯禽而当至周公（注：《日知录集释》卷四。）。这里，阎若璩 所突出的仍然是《春秋》的“史”的意义，与顾炎武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对于《春秋》 性质的这种认识，下至乾隆年间依然如此。例如，钱大昕就指出，《春秋》“其褒贬奈 何？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矣”。《春秋》有书“崩”、书“薨”、书“卒 ”而不书“死”之“例”，《春秋》定此义例的根据何在？钱大昕认为，“死者，庶人 之称”，即“死”是春秋时“庶人”的特有称呼，因为“庶人不得见于史”，所以，《 春秋》也就必须遵循“史”对于庶人的“未有书‘死’”之义例。“此古今史家之通例 ，圣人不能以意改之也”。在春秋242年的历史上，兄弟阋墙、互相残杀、淫乱腐化， 特别是篡政弑君的恶徒屡见不鲜。按照“篡弑之恶，罪莫大焉”的道德评价标准，对于 这些篡弑者，在他们之后，可以不可以“以庶人之例斥之曰死”呢？钱大昕认为不可以 。原因就在于“论其罪，当肆诸市朝，仅仅夷诸庶人，不足以蔽其辜；论其位，则彼固 诸侯也，大夫也，夫人也，未尝一日降为庶人，而我以庶人书之，非其实矣！纪其实于 《春秋》，俾其恶不没于后世，是之谓褒贬之正也”。即是说，对于春秋间为非作歹的 恶人，即便以庶人之“死”称贬之，也“不足以蔽其辜”。然而，那些作恶的诸侯、大 夫、夫人，他们毕竟“未尝一日降为庶人”，所以，也就不能用只配称呼庶人的“死” 来加以讥贬，而只能对他们书“崩”、书“薨”、书“卒”。易言之，孔子对于诸侯、 大夫、夫人书“崩”、“薨”、“卒”而不书“死”，并不含褒扬他们的意思，而只是 遵循了史家“求真纪实”的原则而已。因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 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注：《潜研堂文集》，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要言之，以《春秋》为“史”，从求真、求实的角度肯定《春秋》中“史”的意义， 这在清代的学术史上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倾向。“春秋重义不重事”的西汉义法，并没 有得到清代前期汉学主流的遵循与认可。至常州今文一派出，湮坠二千年的今文经学死 灰复燃，“春秋重义不重事”的今文义法才又得到了重视。
    二、清代早期今文家的“义”、“事”之论
    首先祭起“春秋重义不重事”这一方法论的是庄存与。其《春秋要指》云，《春秋》 有单辞、两辞、复辞、众辞的记法，这都是为了“示义”而非为了“记事”（注：《皇 清经解》卷三八七。）。庄存与又谓《春秋》众辞之“可凡”，复辞之“可要”，两辞 之“可益”，单辞之“可殊异”，但这并不是说读者可以对《春秋》自立新解，而是说 ，隐藏在《春秋》之“辞”背后的是《春秋》的微言大义，读者必须“意会”，意会者 是谓“可凡”、“可要”、“可益”、“可殊异”。但“意会”之终仍须回到《春秋》 之旨，所以说，《春秋》之众辞、两辞、复辞、单辞又不可凡、不可要、不可益、不可 殊，也就是不能以史事去深究，去铺陈《春秋》，“故曰：游、夏不能赞一辞”，也就 是游、夏不可以史实去深究孔子的记法。我们再来看庄存与为顾炎武《日知录》卷四《 鲁之春秋》条所作的评语，庄存与写道：
    《春秋》之义：不可书则辟之；不忍书则隐之；不足书则去之；不胜书则省之。辞有 据正，则不当书者皆书其可书，以见其所不可书；辞有诡正而书者，皆隐其所大不忍， 辟其所大不可，而后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辞若可去可省而书者，常人之所轻，圣 人之所重。《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
    这里，庄氏对“春秋重义不重事”作了具体而微的治学方法论上的解释：《春秋》有 “辟”、“隐”、“去”、“省”的“书法”，在面临不同的价值评判时，对于史实的 “处理”是不一样的。这个处理的原则就是：历史上虽然确有其事，但因为“不可书” 、“不忍书”、“不足书”、“不胜书”，那就可以“辟”、可以“隐”、可以“去” 、可以“省”。在这里，“不可书”、“不忍书”、“不足书”、“不胜书”都带有“ 书”者的主观选择甚至主观情绪（如“不忍书”）。而“书”的目的并不是希望读者了解 “事实”真相，而是为了“明义”，也就是通过“可书”来理解“不可书”；通过“所 不书”来理解“所书”；通过“隐”来理解其所“大不忍”、“大不可”，然后再由这 “大不忍”、“大不可”来理解圣人的“常不忍”、“常不可”之义。总之，不能将《 春秋》视为记“事”之“史”，而必须看到在所记史事背后的微言大义，甚至要透过“ 所不书”知“所书”，看到在“所不书”背后的微言大义。这样一种对“春秋重义不重 事”的阐释，就为阐释者的任意附会开启了一条方法论的途径。
    “《春秋》重义不重事”的信条被常州一派今文家作为他们治学方法论的核心理论。 庄存与的弟子宋翔凤尤其是刘逢禄对此均信奉不渝。刘逢禄指出：
    《春秋》之托王至广，称号名义仍系于周，挫强扶弱常系于二伯，何尝真黜周哉！…… 就十二公论之，桓宣之弑君宜诛；昭之出奔宜绝；定之盗国宜绝；隐之获归宜绝；庄之 通仇外淫宜绝；闵之见弑宜绝；僖之僭王礼、纵季姬、祸曾子；文之逆祀丧娶不奉朔； 成襄之盗天性；哀之获诸侯虚中国以事强吴，虽非殊、绝，而免于《春秋》之贬黜者鲜 矣！何尝真王鲁哉！（注：刘逢禄：《释三科例中》，载《刘礼部集》卷四。）
    周因衰敝而需“新”，“新周”之义，在今文家看来就是“黜周”的别解。《春秋》 隐有黜周之义，但周天子仍在，王室仍在，系称号名义于周，即系称号名义于一个有着 久远渊源的精神王室和文化统绪。所以，《春秋》有黜周之义却并非真黜周；鲁十二公 多有为恶者，《春秋》贬黜之不假辞色，但却仍须保持一个“王鲁”的外观，是故《春 秋》名为“王鲁”却并非真王鲁。这就叫“实不予而文予”，即所谓“《春秋》因鲁史 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后圣，犹六书之假借，说诗之断章取义。故虽以齐襄、楚灵之无 道，祭仲、石曼、姑叔术之嫌疑，皆假之以明讨贼复仇行权让国之义，实不予而文予。 《春秋》立百王之法，岂为一事一人而设载！”（注：刘逢禄：《春秋论下》，载《刘礼 部集》卷三。）
    这里，刘逢禄将《春秋》之撰述旨意视为与六书之假借、说诗之断章取义同，他已严 重违背了《春秋》之“史”的意义。“实不予而文予”，是说“名”不必自“实”出， 也就是价值判断不必自“史”出。“名”不符“实”，不仅不是孔子的败笔，恰恰是《 春秋》的微言大义所在，是《春秋》的精华所在：一边是《春秋》有“黜周”之义，一 边是《春秋》系名号于周之实；一边是《春秋》“王鲁”之“文”，一边是鲁十二公作 恶多端，《春秋》讥贬之“事”。但如果仅仅看到《春秋》之“实”、之“事”，看不 到《春秋》之“文”、之“义”，那就不能算是真正读懂了《春秋》，真正理解了《春 秋》的大义微言所在。因为《春秋》系为百王立法，而不是为一人一事所设，所以，《 春秋》便可以而且应当对“实不予”之史事，对不应褒扬者给一个“文予”的、褒扬性 的价值评判，反之亦然。这就好比六书之假借，说诗之断章取义。这里，我们当问，为 什么《春秋》为百王立法，非为一人一事所设，就可以而且应当“名不出实”、“名” “实”不符？难道“名”副其“实”，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实事求是的评判，反倒不 配或者说有碍于“为百王立法”吗？“为百王立法”，这是“鉴古知今”、“知来藏往 ”，是用历史的结论服务于当前和今后，那么，“史以真为先”，如若离开了真实，历 史就变成了一堆虚假的谎言，失去了人们对它的信赖与期待，历史也就死亡了。历史既 亡，“义”也就无从立，哪里还谈得上“为百王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