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康有为对“春秋重义不重事”方法论的改造与运用
    在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早期今文经学家那里，他们虽然“不重事”也就是“不 重史”，因而已经有了任意附会、臆断史实的倾向，但是，早期今文经学家毕竟还受到 了乾嘉考据学的熏染，因此，在他们的身上多少还残存着严谨之处，他们多少还曾着力 于史实的考订就是明证。因而，早期今文经学家的“不重事”也就是“不重史”，还没 有发展到完全否定“事”也就是“史”的地步。到了康有为，他对于早期今文经学家的 “春秋重义不重事”进行了改造，“春秋重义不重事”在他那里变成了“春秋在义不在 事”。
    康有为“春秋在义不在事”的认识，有一个形成的过程。1891年当他讲学长兴，撰《 长兴学记》时，康有为一直以《论语》为宗（注：《长兴学记》，中华书局1988年版， 第6页。）。但到了1894年他作《桂学答问》时，康有为已变尊《论语》为尊《春秋》了 。正是在变尊《论语》为尊《春秋》的转变中，康有为提出了“春秋在义不在事”的观 点。他说：
    然则孔子虽有《六经》，而大道萃于《春秋》。若学孔子而不学《春秋》，是欲其入 而闭之门也……学《春秋》从何入？有左氏者，有公羊、谷梁者，有以《三传》束高阁 ，独抱遗经究终始者。果谁氏之从也？曰，上折之于孟子，下折之于董子，可乎？孟子之 言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故学《春秋》者，在其 义不在其事与文。然则公、谷是而左氏非也。（注：《桂学答问》，中华书局1988年版 ，第29页。）
    1896年他撰《春秋董氏学》，仍然坚持“《春秋》在义不在事”之论，并说他曾撰有 《春秋改制在义，不在事与文考》云云（注：《春秋董氏学》，载《康有为全集》（二） “自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34页。）。对于“春秋在义不在事”，康有为 举例说：“缘鲁以缘王义，孔子之意，专明王者之义，不过言托于鲁，以立文字。即如 隐、桓，不过托为王者之远祖，定、哀为王者之考妣，齐、宋但为大国之譬，邾娄、滕 侯亦不过为小国先朝之影，所谓其义则丘取之也。自伪左出，后人乃以事说经，于是周 、鲁、隐、桓、定、哀、邾、滕，皆用考据求之，痴人说梦，转增疑惑，知有事而不知 有义，于是孔子之微言没，而《春秋》不可通矣。”（注：《春秋董氏学》，载《康有 为全集》（二）“自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70页。）
    按，《春秋》十二公，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都认为是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的。他 们的臆断和附会，还只是对于这些他们确认存在着的人和事的一种“诠释”，一种“理 解”。而到了康有为，这些人和事却全都变成了子虚乌有的“托”，这就使得早期今文 家的“不重事”被康有为改成了“不在事”，《春秋》的“事”也就是“史”的意义遂 被康有为完全否定了。康有为之所以要将早期今文经学家的“春秋重义不重事”改成“ 春秋在义不在事”，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早期今文经学家还多少孑遗着乾嘉考据学之“ 毒”，他们的“重义”还不够彻底，也就是在他们身上还残存着“事”的影响。“事” 不考不明，这种“考据”在康有为看来是“无用”之学；考据学以“实”为先，既难逃 “泥古不化”之讥，对于康有为任情附会孔子，以达到利用孔子的护身符来推行他的维 新变法的主张来说也就是一重羁绊，一重障碍。因此，必须彻底否定《春秋》之“事” 也就是“史”的意义。这样，对于公羊学来说，康有为这一字之改，遂大大发展了公羊 学任情附会的方法论；“六经皆史”，从“经”亦即“史”，“史”必求“真”的角度 看，康有为此举，真是一字之改，严于斧钺了！历史学的求真精神，被康有为的这一字 之改阉割得荡然无存了。“春秋在义不在事”的方法论，运用到《孔子改制考》中，一 方面，使得康有为借助这个方法论，凭空虚构出了一个孔子为了济世救民而“托古改制 ”的神话。另一方面，康有为构架的孔子的“托古”，却大大损害了孔子的形象，将孔 子推到了一个凭空捏造史实的泥沼和深潭之中，从而为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疑古 思潮的兴起，为“打倒孔家店”以及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埋下了胎苗。
    康有为“疑古”的主要著作是“两考”。“两考”中《新学伪经考》判定二千年来文 人士大夫所信奉的儒学典籍文本为伪学，是一堆由刘歆伪造的废纸，目的原来是要求人 们返回真正的孔子儒学，返回今文经学；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又将孔子说成是一 个为了“改制”可以任意“托古”，也就是可以任意捏造史实的人物，这就又将由孔子 修订的“真经”也推到了“伪书”--实质上也同样是“伪经”--的泥沼。从康有为 的主观立场来说，他当然是拥戴孔子，神化孔子的。然而，恰恰由于康有为用“考据” 的手段撰写的“两考”，用了使人们信以为“科学”的方法，来触及儒学的所有文本结 晶：他既论证了古文经学的不可信，同时又论证了孔子的“托古改制”以后的产品-- 《六经》同样的不可信。《六经》中的历史成分在康有为的“考证”下已经荡然无存了 。孔子创立的儒学原典中所有提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已是完全不可信赖。在康有为的 “考证”下，孔子成为一个“造伪”的专家。而孔子的“造伪”，正与“五四”新文化 运动所崇尚的“科学”精神处在一种严重的对立状态。这样，“孔学”就不仅在一般的 价值观、伦理道德观上与“民主”的时代精神不相容；而且，在学术层面上也与时代精 神相抵牾。因此，当新文化运动清理了孔子不民主或反民主的思想以后，也就不得不更 进一步地触及到对孔子，以及对以孔学为中心的传统儒学的清理，从而引发全盘否定以 孔子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潮的高涨，引发疑古思潮的高涨。
    四、余论
    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在如何看待孔子及《六经》的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今 文经学家将孔子视为一位以“改制”、“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家；古文经学家则视孔子 为一史学家。因对孔子的定位有如许不同，遂使今古两家围绕着这一定位表现出不同的 学风：今文家眼中的《六经》特别是《春秋》，那是孔子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蓝本。因此 ，今文家重《六经》、《春秋》中的微言大义，这就使得今文经学中多“非常异议可怪 之论”；古文家则信奉孔子在修订《六经》时遵循了“述而不作”的原则。“述而不作 ”，在学术层面上是谓孔子尊重历史，对于史实不增减，不篡改，仅“述”之而已。据 此，古文家重“事”亦即重“史”，古文经学看重对《六经》中史实的考订，通过音韵 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手段，古文家企图恢复的是“本然”的历史，缘此发展出中国学 术史上的考据一派。
    按照今文公羊家如董仲舒、何休的阐发，《春秋》之“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张三 世”，即孔子将春秋242年的历史，划分成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即所谓“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 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 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粗；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 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 注：何休：《公羊解诂》“隐公元年”。）。“春秋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 ”（注：刘逢禄：《释三科例中》，载《刘礼部集》卷四。）。今文家这种对于历史运动 的认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们所“描述”的历史运动，并不符合史实但却符合“理 想”。从春秋“本然”的历史来看，顾颉刚指出：“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 秋时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使孔子而果修《春秋》，当不 至扬乱世指为太平也。”（注：参见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巴蜀书社1 988年版，第14～15页。）因此，“三世说”实际上是汉儒之杜撰而非《春秋》的本义。 从“史以真为先”的角度看，今文公羊家的诬妄是显而易见的。撇开今文家对于历史的 虚构不谈，我们也应当看到，至少从汉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经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进行了富有想像力的探讨。根据公羊家的论述，人类历史的演进，从篡弑杀戮、礼崩乐 坏的“据乱世”，进入相对平和稳定的“升平世”，再到四海归仁、天下重义、讲信修 睦的“太平世”，是一条“理想”的社会发展轨辙。在这套理论中，蕴涵着“历史的运 动是有规律的”这样一种可贵的思想胚芽。第二，今文家信奉的“三世说”在本质的规 定性上是循环论的。但在“三世”循环的范围内，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又 是一个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个“进化”的序列。我们不妨可以将 这种历史观称之为“循环的进化论”。如果将其中循环的成分剔除，它就有可能成为进 化的历史观。所以，今文公羊家的理论，是具备将其改造为近代社会所需要的历史观的 思想基因的。到了康有为的时代，进化论已经成为人们所熟知并被普遍接受的历史观， 康氏遂对“公羊三世说”进行了改造，取其进化而弃其循环，建立起了符合近代社会所 需要的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