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史家所选择的文化背景，正是欧洲社会由中世纪管近代转型阶段的文艺复兴时期 ，在这个社会变动的重大时期，处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在不同程度上受 到严自各方面的冲击，人们的经济地位，宗教信仰，伦理观念，价值取向也会相应地发 生变化。人们内心的平衡有一个被破坏和重建的过程，旧时的观念被迫放弃，新的观念 在经过内心冲突之后被逐渐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心态的变化必然比平静时期更具 彰显的外部征象。这些征象既可能显现在像罗曼斯狂欢节那样的人数众多的冲突事件中 ，也可能显出于象乔万尼与卢娜那样较小范围的人际关系中，还可能显现于象磨场主梅 罗奇奥和修女贝内代塔那样的个人的日常行为中。上述史家通过这些群众和个人的言行 ，重构已经逝去的历史场景，使当时的社会更为清晰地凸现在我们的眼前。金兹伯格指 出，“在一个基于口述传统的社会中，集体记忆都无意识地倾向于掩盖和淡化变动。与 物质生活相关的灵活性都纳入一种与过去景象一致的超静态状态。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 ，整个世界亦复如是。只有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才会出现新的景象，通常都是神话般 的，与现实不同的美好的过去--一种完美的模式，在这种模式当中，现实是一种堕落 和蜕化。‘当亚当耕作，夏娃纺织时，谁又是乡绅呢？’于是，变革社会的斗争就成为 一种回到神话般过去的自觉尝试”。（注：C·金兹伯格：《奶酪与蛆虫》，第77-78页 。）因此，可以这样说，变动社会中的群众与个人是新微观史学最为理想的研究对象， 正是通过这些群众与个人，新微观史学才得以实现其与传统史学完全不同的目标。
    上述四个方面仅仅是新微观史学的基本特点，目前，要对其作出全面的评价似乎还为 时尚早，但作为当今史学发展潮流中涌现的一条支流，新微观史学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 定的。其一，在历史学的文化影响方面，面对后工业社会广大群众“简单化倾向”的壁 垒，内容高深的史学著作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新微观史学家走出象牙塔，在其著作中 以通俗的语言和鲜明的形象争取广大读者，同时，他们的著作又保持了较高的学术价值 。这种使高深的专门研究著作适应广大读者，以实现史学文化功能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赞 许的。其二，新微观史学是进行非常具体的个案考察，这些史家依据准确的资料，对事 件和人物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描述，由特定的个别人物事例演释到一般的结论，其成果的 科学性显然是高于传统的叙事史论著。克利福德·盖尔茨曾这样说过，“探索处于众多 个案中的一项个别案例，洞悉众多不同世界所取得的成就，这就能发现这些成果虽小却 来之不易。而倘若没有这样的志向，客观性就会成为虚妄的借口，宽容就会成为虚设的 伪装”。（注：C·盖尔茨：《地方性知识》，（C.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 ，纽约1983年版，第16页。）近年来，有人批评微观研究“碎化”了史学研究。其实， 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每一种严肃的探索总会产生其合理的成份，微观研究与宏 观的综合研究并不矛盾，两者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两种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 索，共同完善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研究的是同 一个宇宙，在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之间的选择只不过是挑选一种恰当方法的问题。值得 注意的是，现在很多史学家发现显微镜适用，但这并不必然就意味着他们视望远镜为过 时之物”。（注：E·霍布斯鲍姆：《评<叙事的复兴>》，载《过去与现在》1980年第86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