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样的理论和标准，尚钺先生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划分，确定在汉魏之际。为了 支持他的“魏晋封建说”，他对“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两汉封建说”进 行了辩驳。认为“西周主要的农具基本上仍然是使用木器、石器和蚌器……由于没有铁 器，农业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如牛耕、深耕细作等在西周时代也不存在。”[7]（P340）再 就土地所有制形态来看，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王有”，土地私有权没有 完全或最后形成，农业生产由农村公社和家庭公社组织进行，公社内的“私田”仅归私 人使用，但不可以自由买卖；再次，世袭贵族通过“授民授疆土”，占有大量土地和劳 动者。基于这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无法构成封建的剥削性质的。关于“战国封建 说”，他指出：“不论是资料或理论上，都不能使人构成一个象社会历史巨大变革的印 象……头脑中连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系统也未能建立起来，相反地，从整个历史发展线 索来看，从商周到春秋战国，不仅看不见如奴隶制经济形态的解体现象，反而构成了一 种生产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合理线索。”[7]（P340）“两汉封建说”者的主要依据 是汉代已有租佃关系和小农经济的存在。尚钺先生说：“小农经济和租佃关系发生的时 代，是在原始公社解体时期。因此，仅凭这些现象是不能作为论证封建社会存在的决定 性证据的，因为这些小农和租佃关系是封建社会的或是奴隶社会的，还必须深入研究当 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特别是当时整个经济基础，才能比较明确的认识到这种小农和 租佃关系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7]（P342）汉代生产工具落后，技术原始，生产率低 下，而贵族生活又“是那样的奢侈，兼并土地和掠夺奴隶是那样的厉害”，小农无法维 持再生产，不得不“把土地交给豪民而为他耕作”，通过“见税什五”苛刻的租佃关系 “寻得一种保护”，这“正是奴隶制度下的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向奴隶命运沉沦变化的步 骤。”因此，“说汉代是封建社会，实在难以另人信服。”[7]（P343）
    对于古史分期讨论，尚钺先生指出：“不仅要从横的方面，即生产力、生产关系、阶 级斗争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研究；还要从纵的方面联系起来考察 ，即要上溯夏商，下及两晋南北朝。”[7]（P346）自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他列举了 四方面的变化：第一，由商品经济到自然经济的变化。他说：“从战国到汉代，虽然基 本上仍是自然经济的社会，但在其中，商品生产和流通却不断发展，且呈现某种程度的 活跃，甚至连贵金属也成为贷币；而到了两晋南北朝朝代，自然经济却占了绝对的统治 地位，前一阶段颇为活跃的商品货币关系却长时期地（不是短暂地）极度衰落了，物物交 换成为主要形态。”[7]（P346）第二，农奴制劳役制的变化。曰：“主张西周是封建社 会的同志认为，西周时，农奴制和劳役经济占主要地位……而主张战国秦汉是初期封建 社会的同志们，往往把‘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解释为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租佃关 系，对于两晋南北朝大量存在的‘免奴为客’的现象，也将作如何解释呢？”[7]（P346- 347）对于这一变化，何兹全先生归纳为“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5]。第三，官 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的变化。曰：“从战国到两汉，在官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都 不断发展，直到两晋以后，才没落下去。把不断发展的奴隶制手工业，解释为封建社会 中的奴隶制残余，也很难另人信服。”[7]（P341）第四，学术思想的变化。曰：“战国 时代学术思想中产生了‘百家争鸣’，汉武帝时虽‘独崇儒术，罢黜百家’，但在西汉 后期至东汉，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天人感应’到阴阳五行的谶纬的宗教思想。佛教 也在这时起传入。东汉末作为宗教的道教又形成为一种社会势力；另方面，东汉初又产 生了以王充为代表反对迷信和谶纬说的朴素唯物论思想。此外，文艺、科学都有进一步 的高涨。对于这些现象又将怎样解释呢？适应什么社会要求产生这些上层建筑呢？这些上 层建筑的基础又是什么呢？”[7]（P347）他所总结的这些历史变化与问题，均是其“魏晋 封建说”的重要论据。
    此外，尚钺先生还提出通过经济现象揭示阶级对立关系；从人身隶属关系和剥削方式 的变化，观察封建社会产生、发展、停滞、倒退的线索，再由这个线索追寻社会发展的 规律性；土地制度的变化、商品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官营手工业 的变化对封建社会发展影响等方面，考察中国封建经济关系。（注：见尚钺：《<中国封>序言》，载于《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这些也是其“魏晋封建说”的内容。
    三、“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尚钺先生的学术贡献
    “魏晋封建说”的首倡者应该说是陶希圣。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陶希圣在经过 一段摇摆不定之后，终于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断在魏晋，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影响了何 兹全先生。何先生曾回忆他于1932年至1936年在北大读书时，说：“北大四年，予我影 响最大之人莫过于陶希圣，他开的两门课：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修过 ；我治中国经济史，主要受他的影响。”[5]（P14-15）何先生的“汉魏之际封建说”“ 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中已见端倪。”[8]而此文 的撰写又是受了陶希圣的“启发”。对于陶希圣的学术思想，何先生也有比较公允的评 价。他说：“当时北大史学系的教授依学术思想渊源，大体可分为三个流派：一个是可 由钱穆教授代表的，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孟森教授、蒙文通教授可划在这一派里；一 个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学的学派，以胡适、傅斯年教授为代表；一个是乾嘉加点辨证唯物 论，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陶希圣。要说明的是，我是从学术观点的角度说陶希圣有 点辨证唯物论，在政治组织上他是国民党的改组派。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 人的著作，受他们的影响而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这使他成名，在学术上有高人之处 。陶希圣的史观是不纯的，他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5]
    正因为陶希圣等人的史观不纯，所以有学者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所涉 及的古史分期讨论，排除在学术之外。田居俭说：“当年那场讨论，严格地说，还算不 上真正的学术讨论，因为它是和关系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的政治论战紧密 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御用文人和各种伪马克思派的掣肘，使得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批驳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舆论上，因而不能全力以赴 从学术上进行科学的研讨。所以说，对这个问题真正从学术角度开展广泛的讨论，还是 全国解放以后三十多年的事情。”[9]按照这样的看法，陶希圣对于“魏晋封建论”仅 仅是提出而已，而对此说予以正确论证，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向 学术界表明了其“魏晋封建说”。《中国历史纲要》的撰著始于1951年，这说明起码在 此时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已有了成熟的考虑。而且本书在出版前，还征求了尹达、侯 外庐、张政烺、唐长孺等先生的意见，张政烺先生亲为本书选择插 图，这都表明了本书的学术地位。
    尚钺先生的“封建说”是以他的古史分期理论为基础的，而其古史分期理论又是建立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基础上的。他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分析中国古 代社会的变革，起码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相当成熟了。1944年，他在《中山文化季刊 》（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释臿--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认为社会制 度的演变，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工具，社会关系则是第二等的因素。“主要的变革，还 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决定的，同时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才 能找到正确的线索和说明。”[7]（P294）这可以说是其“封建说”的端倪。至50年代初 ，其“封建说”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