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以后，是尚钺先生“封建说”的发展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先秦生产形态之探 讨》、《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序言》、《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 序言》、《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等论文，对其“封建说”作了系统的论证。他的 论证基本上是循着“奴隶社会怎样崩溃，封建社会又是如何产生”这样一个思路进行的 。因此，他先从先秦生产形态着手，探讨早期奴隶制下氏族公社与农村公社的变化。他 将奴隶社会分为两个时期：“大约在舜、禹之时，古代社会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 ，在父系氏族时期奴隶制已经产生，到殷商形成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从西周到春秋 ，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的基本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 基本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从战国到西汉，是中国奴隶制从发展到没落的阶级。”[1 0]封建的生产关系孕育于奴隶制的发展与没落阶段。“西汉初期就已产生了封建关系的 萌芽，直到魏晋，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10]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代，乃至说是中 国封建社会的分水岭。”[7]（P352）宋、元是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明至鸦片战 争为封建社会末期。20世纪50年代，尚钺撰著《中国通史讲义》（即《尚氏中国古代通 史》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将奴隶制、封建制的发展演变过程具体划 分为四个阶段：早期奴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西周到春秋战国，中国奴隶制的崩解与 封建制度的形成--秦两汉到南北朝，封建制度的发展--隋唐五代，封建主义最高阶 段与资本主义的萌芽--宋、元、明、清。按照“魏晋封建说”，构建了他的古史系统 。从尚钺先生关于古史分期研究的总体情况看，他对奴隶制的兴衰，研究得较为充分， 而对封建制度形成的探讨，略显薄弱。
    奴隶制如何瓦解？封建关系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问题给予较为充分说明的是王仲荦 先生。他于1956年在《文史哲》（第3、4、5期）发表名篇《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 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以生产关系的变化为线索，以依附民（即农奴）阶层的形成为标 志，描述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衰与兴的过程。认为夏至战国为原始奴隶制；战国初至东 汉，较发展的奴隶制占统治地位；自汉武帝时，大量“流民”出现，至东汉末，黄巾起 义，埋葬了奴隶制，引起了封建关系的急剧发展，旧的奴隶与奴隶主的生产关系，不得 不让位于新的依附民与封建主的生产关系，至魏晋，形成了封建制；封建土地所有者与 依附民“部曲”、“佃客”构成了封建社会初期的基本阶级；魏晋时，封建制的优越性 并未立即显露出来，到了南北朝，封建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为唐 代的昌盛作了准备。王仲荦先生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尚钺先生有关研究的薄弱之处，而且 沿着尚先生的学术思路，将“魏晋封建说”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稍后，何兹全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 ，1979年何先生又发表了《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具体阐述了 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社会变化的四个方面：即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由自 由民、奴隶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由民流到地著。十分清晰地描绘了中 国历史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发展线索。1991年何先生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不仅构建了“魏晋封建说”的理论体系，还将“魏晋封建说”的 研究作了一系统的总结。
    这样，在“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即尚钺 、王仲荦、何兹全。尚钺对“魏晋封建说”具有开创之功，王仲荦则有开拓之力，何兹 全有集大成之劳。对于尚钺的开创之功，王仲荦在尚先生逝世之后，曾赋《挽尚钺同志 》诗，概括了尚先生的学术贡献，曰：
    三千桃李列门墙，老树婆娑扑鼻香。
    若问门人谁最健，中国粲粲扶余王。
    古史自今开草昧，萌芽何必讳清初。
    从来学术难定论，且继前贤要著书。
    “古史自今开草昧”注曰：“尚钺同志主张魏晋封建论。”[11]充分肯定了尚先生在 古史分期方面的学术贡献和地位。
    1959年，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受到批判，翦伯赞先生将尚钺的学术观点与“食货派 ”联系起来。何兹全先生说：“史学界开始批判尚钺教授和他的魏晋封建说，而我也执 这一说，认为汉魏之际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我俩虽无深交，但学术思想是有共鸣的。 翦伯赞教授曾著文说：尚钺同志是共产党员，但和共产党的同志走得不近，而和《食货 》余孽倒似一伙。”[5]（P90）从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没有迹象表明尚钺先生与陶希圣在 学术上有任何渊源关系。虽然何兹全先生早年曾受陶希圣的影响，但其以后的学术思想 与陶氏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与尚钺先生较为接近，同属马克思主义史学。因此，翦伯赞 先生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
    对于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及由此所遭受的磨难，戴逸先生曾作了这样的评价，曰：
    他具有许多哲人常常具有的那种创造精神和执着性格。他提出了魏晋封建论和资本主 义萌芽说，体系最完备，论述最详尽，旗帜最鲜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范文 澜的西周封建论、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并称为古代史分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他对自 己的学术主张，极为坚持，虽然碰到万钧压力而毫不动摇。回想那时，学术研究的环境 太严酷了，有的情况简直到了可悲又可笑的地步。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 中提到过一句：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因此持魏晋封 建论的同志碰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开始尚是一般的诘辩非难，逐渐地上纲上线，成了 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异端邪说，甚至扣上托派的帽子。领导命令不准在课堂上讲授魏晋 封建论，其帽子之大，压力之重，令人惶惶然……从50年代中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长长的二十多年内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首当其冲，无数篇的批判文章，排山倒海， 汹涌而来。服劳役、蹲牛棚，直到家破人亡。尚钺同志遭受的坎坷经历，一言难尽，非 一般人所能承受。但他一直镇静自若，处之泰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争取保留自由 研究的权利。他对自己认定的真理，执着追求，表现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无 畏气慨。阅读他的遗著，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可以挑拣他在论证和运用史料中的疏 失，但你不能不佩服他那种在逆境中坚持真理的勇气，那种“威武不能移”的铮铮铁骨 ，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不渝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12]
    每读尚钺先生的书及戴逸先生的评论，不禁对尚钺先生的学术精神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