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玛宪法二元制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从魏玛宪法文本我们就可以看出，魏玛共和国的国会与总统之间是势均力敌、难分难解的二元制。在魏玛共和国初期，因总统与国会多数同属于民主阵营，没有出现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对抗。只有到1930年3 月兴登堡实行与国会多数对立的总统内阁制时，魏玛宪法设计的二元对立与抗衡才真正出现。而兴登堡总统内阁制的实践证明，总统派以为总统权力大于国会，可以摆脱乃至征服国会的设想只能是幻想。在与国会的斗争中，总统派最后败北。可惜国会派只是表面上的胜利者，真正的胜利者是议会民主制的敌人希特勒。国会与总统之间的政治决斗带来了三次国会大选，使得纳粹党从一个在1928年大选中只拥有2.6％的小党上升为1932年7月大选中拥有37.3％选票，在11月大选中获得33.1％选票的国会最大党，并且以此身份接受了总统派的投降。国会的宪法地位与权力成了希特勒夺取政权、最终消灭议会民主制的工具。
    看起来难以置信，但恰恰是魏玛宪法这种势均力敌、难分难解的二元制成全了希特勒的上台。如果魏玛宪法的制定者只选择了单一的总统民主制或者议会民主制，希特勒就很难在现有宪法的基础上建立其个人独裁。因为，如果只存在一个民选的总统，那么就像1932年春的总统选举所展现的那样，希特勒不可能获得总统大选的胜利，他的所有反对者都能团结起来阻止其上台。（20） 其次，单一总统制下或没有国会或国会的权力很小，总统大选失败后，希特勒也就失去了第二条夺权途径。而如果只有单一的议会民主制，那么议会多数既不会受到一个大权在握的总统的干扰，也不会因这样一个总统的存在而逃避执政责任。（21） 议会必须并且能够担当起执政的任务，保证政府效率，那么像纳粹党那样的反议会极端势力也就难以立足。更重要的是，单一议会制之上不再有一个更高的集权机制，纳粹党即便在大选中获得多数并且执政，希特勒也难以在议会制宪法中找到建立个人独裁的现成基础。
    而像魏玛共和国这样的国会与总统二元制是最适合希特勒夺权的。当国会政党不能达成一致，而且又与总统有矛盾时，就出现了国会与总统都不能执政的僵持状态以及整个民主制度瘫痪的结局。因为宪法第48条第1、2款已经赋予了总统“近乎独裁”的权力，已经设立了这一集权机制，那么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也就显得不足为奇，而且有充足的理由。因为总统实际上还是受到国会牵制，国会可以取消其紧急令。总统虽然可以解散国会，但是必须按时举行大选，两个月后总统又必须面对国会。因此，上台后的希特勒完全有理由说，总统及其内阁的权力还不够大，必须取消国会的权力乃至取消国会，实现彻底的一元制。又因为希特勒身兼总统内阁总理与国会最大党“领袖”的双重角色，其让国会授予政府立法权的建议也容易实现。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幕：在1932年总统选举中，社民党、中央党以及部分右翼党派团结一致击败了希特勒。但在竞选总统失败后，希特勒可以利用国会的平台以及国会派与总统派之间的对抗继续其夺权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他得到了国会派其他党派，包括原本是敌对关系的政党的支持。当总统派最终向国会派妥协的时候，希特勒通过国会这一台阶踏上了总统这一台阶（充任总统内阁总理），然后又通过总统的台阶登上了个人独裁的最高台阶。总统这一台阶是关键性的，没有总统台阶他难以一步登天，而没有国会作为铺垫，他又难以登上总统台阶。希特勒一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他在二元制中的宪政地位就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他从国会派攻击总统派的领军人物转变为协助总统对付国会的得力助手。而其上台后的双重身份，国会最大党“领袖”与总统内阁总理，又使他在集权过程中左右逢源，得心应手。2月27日的“国会纵火案”给他提供了取消人民基本权利，打击德国共产党的借口。3月5日的国会大选使纳粹党选票再次上升，达到43.9％，可以与获得8％选票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构成国会多数。3月23日，希特勒又以自己的国会多数为资本，以规劝加恐吓的方式获得中央党以及资产阶级小党派的支持，通过了实际上取消了国会立法权的《授权法》，消灭了魏玛宪法的国会与总统二元制。此后在总理与总统之间潜在的二元关系也随着1934年8月2日兴登堡的去世消失，希特勒个人独裁最终得以确立。
    总而言之，正是魏玛宪法这种国会与总统之间难分难解的二元制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在单一的总统民主制或者议会民主制的条件下，希特勒是难以建立其个人独裁的。在这里，一战前德意志帝国以及二战后联邦德国的二元问题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一定的间接佐证，并且就二元制问题给予我们进一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