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80年代和对历史研究两大支柱的批判
    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的特点是，法国史学界比其它国家的史学界更加广泛地质疑历史 考据学的两大支柱。头脑最为清醒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发现结构分析方法和量化分析方法 逐渐显示出其局限性。1979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明显地表达了这种不安。第一篇文章题为 《过去与现在》由英美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撰写，他在文中批评抽 象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注重结构而忽略历史事件本身，注重模式而牺牲有关史实的叙述。 耐人寻味的是，此篇失之浮浅的文章竟在史学界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反响，因为不少历史 学家对历史学过于遗忘个人的作用及个人行动的自由而忧心忡忡。第二篇文章由意大利 历史学家卡尔罗·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撰写，他猛烈抨击了他所称之为“伽利略 ”范式的研究方法，换言之，即历史学家寻求历史规律和阐释规律的方法。他的批评主 要集中于那种试图将历史系列化，试图使其呈现出规则性的方法，尤其是量化分析的方 法，抨击有些历史学家将运用此种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加以普遍应用，以便建立一种因 果关系的阐释史实的范式。金兹伯格认为，此种研究方法源于精确的科学，然而历史学 的史料是不可以用此种推导方法化减通约的。他建议建立一种“指数范式”，此种范式 并不寻求建立规则性联系，而是用于解释一些指数，即历史学家们认为有意义的史实和 必须加以阐释的史实，一如某幅油画的局部或16世纪某个磨坊主的具有文化意义的行为 。总而言之，必须以刑警的调查研究的逻辑取代科学家的逻辑。
    这些“纠偏”的立场导致了（或准确地说伴随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三大批判运动的出 现。
    1.对数据的批判：
    在这个时期，历史学家对于数据有时近于天真的信任受到严肃的质疑。首先是因为很 显然，社会科学里的数据和精确科学里的数据不具有同样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在前者， 数据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常常是妥协的结果，在这个谈判的空间里，其有效性是相对的 。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企业的破产。经济史学家长期认为这是经济景气的可靠指 标，而历史学家们近来却证明，何以企业破产的数量只是部分地反映经济景气的指标， 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企业界或与企业主谈判的结果，而且由谈判各方共同 决定在什么时机决定通过增加破产企业数量来整顿经济，或相反，通过降低企业破产数 量来保护企业。
    其次是人们意识到数据在长时间历史阶段内的可靠性常常很低，因为随着被衡量的现 实的改变，衡量的尺度也失去了价值。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两位统计员试图测 算法国1800年至2000年的就业人口的例子便很能说明问题。他俩的研究结果遭到历史学 家们的严厉批评。历史学家们认为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的概念无法在这么长的时间段内 加以衡量，因为这两个概念本身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1800年和20 00年就业人口的百分比置于同一条曲线上是混淆事实的做法，因为这里衡量的并非同一 个事物。
    2.对社会历史的批判。
    上面提到的对社会的结构分析的方法（在英国以“社会历史学”为代表，在德国则以“ 结构史学”为代表）在整个欧洲都受到猛烈批评。
    人们主要指责它将社会中的个人视为装在弹子盒中的玻璃弹子：每个人都隶属于一个 被严格界定的群体，这样便可将社会视为所有群体的总和。这种方法尤其被运用于地方 志或城市市志的研究当中（参见孚雷Furet和多玛尔Daumar关于19世纪巴黎人口的研究） 。人们之所以批评此种方法，是基于下述两项原则。
    （1）首先，一个人不能被简约为人们赋予其所隶属的社会群体的特征。
    相反，每一个人都能运用来源于其分别隶属的不同人群的资源（如家庭的，职业的，友 人的，教会的资源）。若要理解他在政治方面或文化方面所作出的抉择，就必须重建这 个复合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每一次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唯一的，都是为其所特有的。
    这种意识自80年代起就在不断增强，不仅在史学界，而且在社会学界，大家都在质疑 将人们的行为动机简约为某种经济利益计量的研究方法。因而所有将其简约为经济利益 计量的研究形式均受到批评。形成悖论的是，一方面经济学家，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大 举进入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并试图证明经济利益计量决定论乃是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普遍性原理，可以说明每个个人的特征。例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凯 瑞。贝克（Gary Becker）就曾论证说，人们的社会行为（结婚，离婚，犯罪）都源于某种实 用利益的考虑。同样，美国一些历史学家试图证明理性游戏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一些各不 相同的历史情境，如中世纪意大利政治对立集团的林立现象和中世纪香槟酒集市贸易的 组织问题（参见阿维纳。格雷夫Avner Greif的研究）。针对这些将历史上人们的行为归结 为“经济人”的研究方法，近些年来，学界不少学者批评那些认为个人行为仅仅是由经 济计量所决定的观点，批评那些根据人们的社会集团属性或阶级属性来解释个人行为的 做法。事实上，上述被质疑的方法由于严谨有余，由于其所认为的相同社会群体中的个 体具有同质性，个人行为具有同一性，因而令人信服，然而由于这些方法无视历史现实 和社会现实具有的异常丰富的多样性，它们同时亦具有欺骗性。曾经对历史学界部分历 史学家有过巨大影响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其研究成果亦受到批评， 因为他的关于“文化外观”的概念将个人的趣味，将个人文化上和休闲上的选择与特立 独行的策略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无法充分考虑到决定个人选择的异常多样的而 且常常是互相矛盾的行为动机。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阿尔贝。赫施曼（Albert Hirschman ）的研究成果表明，这种经济利益的概念只是在18世纪初以前才在欧洲大陆传播开来， 而且带有功利主义的内涵，因而批评者们强调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严格的历史规定性。这 样便为对古代社会中人们行为的大量多样性理性动机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道路，尽管这种 研究只是刚刚起步，其意义却十分重大。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历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个别学者对 所拥有的知识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史料加以阐释和运用的问题，也就是对文化要素的“接 受”问题。米歇尔。德。塞尔多（Michel De Certeau）在其《日常的虚构》（1980）一书中 就是这样批评心态史研究方法的。他认为此种方法过于死板，因为一个人或一种文化不 能由一次特定的某种思维类型来定性，况且思维系统是一个在与其它系统的交流中，以 及在对这些系统的运用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系统。这种“接受理论”的研究方法的一个重 要成果便是在1980年前后围绕“大众文化”展开的争论。长久以来，历史考据学者常将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加以对立并认为各有其同一性，各有其内在逻辑。然而大量的研究 表明，这种内在的逻辑并不符合事实，因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互借鉴和影响的关系 错综复杂，根本无法加以截然区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卡尔罗。金兹伯格在其重要著作 《奶酪与蛆虫》一书中，通过对意大利宗教裁判所于16世纪对被指控为异端的磨坊主梅 诺乔（Menocchio）的审讯记录的研究，揭示出此磨坊主的文化结构是一个复合结构，它 以独一无二的方式融合了多种文化要素，包括神话，迷信，古老的民间信仰，神学知识 和科学的基本常识。人类社会不仅仅截然分为富人与穷人，文化也不仅仅截然分为大众 文化与精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