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社会史研究高潮迭起，至今已发展成为中国史学界一大流派纷呈的显学。尽管学界对社会史的理论界定分歧多多，如“交叉说（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方法说”或“范式说”、“通史说”等等，但有一个最大的共同之处，即是大家都对以政治史为核心的类同于社会发展史的传统史学不满，希望实现在整体研究和局部研究上的新突破。主张改变习惯性的思考路线，拆除学科之间的壁垒，推崇历史学科与自己血缘关系相近的社会科学进行交流，从中汲取学术营养，更新观念和方法。[1]（p1）这些学人的共识，无不印证了梁启超的卓识。20世纪初，西方近代社会学就已渗入中国的知识土壤，社会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逐渐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产生了影响，揭橥大旗的是梁启超。他用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建构起一个与传统史学完全不同的“新史学”的概念模式，并身体力行。对梁启超史学的研究，自他去世时就已开始，迄今已取得丰硕成果，涉及其历史观和史学观、史学理论体系等多个方面，以及梁启超在学术史、历史文献学、人物传记等各种专史领域里的撰述和研究。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历史思考。特别是他的引多学科入史的方法论原则，虽一再为学者所称颂，所引用，但惜未见学者有系统的论述。在多种学科中，梁启超运用最多的是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本文仅就梁启超对社会学的认识及其以社会学理论与视界治史的思想与实践作一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合群”与“群学”
    梁启超在《康有为传》里，论及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聚徒讲学，“群学”是康有为讲授的主要课程。而他本人1896年在长沙办的时务学堂也设了“群学”课。所以说，现在学人所认同的是，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最初是由维新派的先驱和领袖康有为于1891年以“群学”之名开讲的，至今也已一个世纪有余。[2]（p1）但今天的学人对康、梁所讲的“群学”概念产生歧义较多。清末“群学”一词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合群立会之说；二是指社会学；三是指广义的社会科学。[3]有学者认为，当时康、梁所讲的群学，只是把一鳞半爪的社会学常识和中国传统的“群”的观念糅合起来建构而成，离西方社会学的原型甚远。[4]有学者判断康有为的群学“应是西方之社会学”[5]（p7）。也有学者明确指出：“在晚清维新者心中，群学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指社会学……二，由字面意义引申而来，专指合群的学问。”[6]（p94）
    研读梁启超所论“群学”有关的内容，再参考以上学人的理解，笔者认为，梁启超的“群学”概念在早期所指就是“合群的学问”，而到后期就意指“西方社会学”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梁启超对“群学”含义的理解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但“群学”理念对梁启超史学的影响却是一以贯之的，这一点将在下面的一个问题中具体谈到。
    梁启超较早提到“群学”，是在作于1897年的《说群》一文中，这里他所意指应是“合群”观念。梁启超合群观念的形成，除了师承之外，与严复、谭嗣同确有直接的关系。有学者考证梁启超在1896年已认真读过《天演论》，且受其影响颇大。[7]《说群自序》里梁也有明确表述，说他“发明群义”之源流为“南海之绪论，谭严之宏著”，并论道：“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又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赜，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乃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实事，作《说群》十篇，百二十章。”此文是梁启超早期论“群”的代表作，主要内容是论证“合群”之合理性与必要性。在宣传群学方面，梁启超的作用最大。他把“群”提到了万物的共性、天下的公理的高度：“群者，天下之公理也”、“万物之公性也”、万物皆以“恃合群为第一义”。一切胜负都取决于能不能“群”及“群”的力度，“不能群者必为能群者所摧坏，力轻者必为力大者所兼并”。[8]（p93～94）而且他是把“群”作为宇宙观来看待的。他认为，宇宙万事万物的生存和联系都是由其物质性的“群”体自身决定的。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宇宙星体到地球上的万物，从无生物到生物，从低等动物到高等生物，以至人类社会的个人、民族和国家，都是以“群”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他又提出了“群术”和“独术”两个概念。“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何谓独术？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何谓“群术”？“善治国者，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之一人，因以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谓群术”。[8]（p94）梁氏在《变法通议》也多次论及“群”的概念。如他论述道：“群之道，群形质为下，群心智为上。群形质者，蝗虫蜂蚁之群，非人道之群也；群之不已，必蠹天下，而卒为群心智之人所制。”“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8]（p27）。仔细辨析，在这一时期，他所阐明的“群”是指合群立会的政治思想。所以他提倡“乐群”，并引荀子之言来论证：“荀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曾者，以其能群也。”“但相敬，毋相慢，集众思，广众益。”而且他还有“大群”与“小群”之分：“他日合天下而讲之，谓大群。今日合一堂而讲之，是谓小群。”[8]（p108）梁氏在作于1901年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里论道：“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8]（p428）这里梁氏已把“合群”与进化论思想联系起来。他在《新民说》里把这一思想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自然淘汰之结果，劣者不得不败，而让优者独胜云尔。优劣之道不一端，而能群与不能群，实为其总源。”[8]（p693）而在他写作《中国史叙论》时，他对“群学公例”已有明确认识，并以此为观察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论，以至在《新史学》中，他是以“群学”理念来“新”史学而提出“史界革命”。这时他的“群学”含义实际上已接近“西方社会学”的本义了。
    “群学”的含义从“合群立会”到“社会学”本义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也与严复的翻译与介绍有关。众所周知，早在1895年，严复就发表了《原强》一文，介绍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及生物进化论，将达尔文“天演之学”概括为“物竞”“天择”，并介绍了斯宾塞的社会学，他将社会学称为“群学”：“而又有锡彭塞者，亦英产也，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帜其学曰‘群’。‘群学’者何？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曾者，以其能群也。’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故锡彭塞氏取以名其学焉。”[9]（p6）对斯宾塞的学说作了初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