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梁启超所立标准，一切能够反映社会变迁与日常生活的各种记载与实迹都当作史料来运用，而且他竭力提倡研究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的历史，以此来见证社会的发展变迁。他指出，虽“寻常百姓家故纸堆中”，往往可以得极珍贵的史料。如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老字号的“流水账簿”，既为百年来物价变迁的确实资料，又可反映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又如各家之族谱家谱，苟得其详赡者百数十种，为比较的研究，即成家族社会制度与人口消长的上佳资料。[8]（p4113）他还特别注重方志的史料价值，认为在现存之“二三千种十余万卷”方志中，“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良著固可宝，即极恶俗者亦未宜厌弃”。盖“以我国幅员之广，各地方之社会组织，礼俗习惯，生民利病，樊然郩杂，各不相侔者其伙，而畴昔史家所记述，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囫囵画一的施设”，实“不足以传过去现在社会之真相”。[8]（p4581）所以他主张史家从事人类学或社会学式的社会调查，以取得罕见的口碑和实迹史料，认为：“我国幅员广漠，种族复杂，数千年前之初民的社会组织，与现代号称最进步的组织同时并存，试到各省区的穷乡僻壤，更进一步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里头蛮夷列传所记的风俗来参证，我们可以看见现代社会学者有许多想象的事项，或者证实，或者要加修正。总而言之，几千年间一部竖的进化史，在一块横的地平上可以同时看出，除了我们中国以外恐怕没有第二个国了。我们若从这方面精密研究，真是最有趣味的事。”[8]（p4068）意谓用社会学的方法来治史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周传儒对梁启超治史方法的评价可谓精当：“融会汉学家治经、治小学与欧洲治社会学、治历史学之方法，严正精审，密不通风。”[18]
    《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最充分地体现了梁氏的“社会学者的眼光”。在此文中，梁氏对父系与母系、婚姻、家族及宗法、姓氏、阶级、乡治、都市等问题作了系统研究，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作出自己的解释。他借社会学学说诠释人类、家庭、家族宗法与邦国的起源与变化，不仅肯定社会学者关于人类起源的某些论断，而且也借以重新考察中国社会组织的形成。如他在探讨构成原始社会史基础与核心的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及其婚姻家庭的演变时，引用借鉴了很多社会学者的成果。“近世社会学者，多言人群之始，先有母系而后有父系。母系云者，以母为家族中心，子孙皆从母为系属也，现代尚有存其影响者，例如暹罗。此阶级是否为人群所必经，是否为我民族所曾经，今尚未得完证，然古籍中固有足供此问题研究之资者。”他列出许多“无父感天”说的例证后论述道：“当婚姻制度未兴以前，只能知母为谁氏，不知父为谁氏。此则母系时代自然之数也。”他又对社会学者对于某些问题的论述，遍查古籍而不得时，也提出自己的疑问：“社会学者言母系时代有以甲系之男为乙系之女所公有者，在吾国古籍中不见此痕迹，但当其已发见同姓不殖之原则而婚姻制度尚未确立时，或当有此制以为过渡。周制，诸侯娶于一国，同姓两国从而媵之，其事颇奇异，其习惯所出来不可考，不知与此制有关否。”“我国若曾有母系时代，则此时代以何时终止耶？”[8]（p5077）许冠三曾评论说：“在他看来，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是双程的。史家固然可假人类学、社会学之说以澄清古代史的神话和传说，但亦可借落后地区的调查与研究以坚证、否证或修正有关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19]（p5）《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匠心独运，从一个新的角度，以社会学者的眼光来思考中国社会变迁，突破了一般史家所固有的传统模式，把以往史家所不注意的问题都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正如许冠三所评价：“在多种学理中，他用得最多的是‘群学公例’和通观全局的‘社会学者眼光’。”[19]（p5）
    统而言之，对“群学”的最初认识，使梁启超认识到“合群立会”的重要性，“合群立会”的政治理念促使他去“新”史学，然后以“新史学”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这也是有些学者所评价的梁启超的《新史学》首先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试图通过对政治理论的研究，号召知识分子起来建设有益于“群治”的新史学，益群智和群德，像西方史学那样促进社会进步。[20]而在梁氏晚年专意于学术后，他的社会学的治史视野才得到充分体现，他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的设想是一个显证。惜天不假年，使他的宏伟抱负没有实现，只留下《社会组织篇》，但其引社会学入史的研究理念却影响深远。
    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被梁启超所借用，由此使史学的内容、理论、方法、功用和价值体系都发生了多重面、多向度的变革，使史家的眼光开始下移，改变了史家对历史的理解，推动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和科学化的走向。正如有学者所评价：“梁启超将历史研究的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观点，具有打破政治史一统天下，将人类社会各种活动进行专门化、综合化研究的创新意义……这种历史研究对象和方法迥异千古的新史学，也正是直到今天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特征。”[21]（p154）近几十年来，社会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几乎是革命性的，它使历史研究的思维方法与研究领域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一切又促使着我们思索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当下意义及其价值。
    注释：
    ①1875年日本政论家福地樱痴就是以“社会”翻译society。
    ②此时，在国内“社会”一词也逐渐代替了“群”的概念。1902年《新民丛报》11号的问答栏有一个解释：“社会者，日人翻译英文society之语，中国或译之为群，此处所谓社会，即人群之义耳……本报或用群字，或用社会字，随笔所至，不能划一，至淆耳目。”该栏目编者认为：“然社会二字，他日亦必通行于中国无疑矣。”1903年汪荣宝等人编《新尔雅》，其中有《释群》一节，解释说“群”即“社会”。这可表明，当时“社会”一词已广为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