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严复为什么把“社会学”一词翻译为“群学”？这可从严复所作译书看出端绪。严复是把斯宾塞的学说与荀学类比，所以他才写道：“斯宾塞尔者，亦英产也，与达尔文氏同时，其书于达氏《物种起源》为早出，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曾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9]（p16）受其影响，梁启超则称荀子为“社会学之巨擘”[8]（p1256），尽管有些牵强，实际上这也符合认识规律。社会学对此时的国人来讲，是全新的。要想认识西方社会学的面貌，他必须与其原有的知识基础发生关联，这样才能认识。如果没有任何的知识基础背景，认识就谈不上。所以，当社会学被引进时，不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都是马上调动固有传统学术中与社会学理念相关的知识储备，由于荀子的群学观与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些理念相暗合，这样一来，在梁启超的笔下荀子便成了“社会学之巨擘”。正如当今学人所论：“正是由于18世纪下半叶以来荀学的复显，特别是其中所阐述的分明有序的群体观和具有革新进取精神的内容，面对内忧外患、抱着团结民众、上下齐心、通过逐步有序的改革以图富强的维新启蒙思想家，在引进以社会改良为特征的西方社会学时，便看中了荀学作为其嫁接西方社会学的接本，而将sociology意译为群学。”[2]（p10）还有学者评论道：在戊戌时期，广泛流传的“群学”观念，不是西方社会学的本义，而是“借用西方的社会学来发挥自我的群学观念，它不是西方社会学的原型，其实他们对西方的社会学并不太了然”[10]（p386）。此论颇为中肯。
    梁启超到日本后，才有“群学”的另一层次即“西方社会学”含义上的认识。这其中受日本学术界①影响甚深。在日本，“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8]（p324）。梁启超利用“和文汉读法”阅读了大量近代社会学说的著作，自称“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从“群学”到“社会学”的转变，反映了梁启超社会观的转变和认识的深化。在当时国内的思想界亦是如此，随着认识的深化，愈来愈感觉到用“群学”概念已不能达意，也失之笼统，1902年，章太炎将日本社会学家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这样在20世纪初经过一段“社会学”、“群学”、“人群学”混用的时期之后②，“社会学”便取代“群学”成了沿用至今的sociology的汉译定名。
    二社会学理念的吸纳与史学变革
    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广泛传播，极大地改变了近代史家的治史理念，特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严复所译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著作，对当时我国历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我国史学由封建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11]。梁启超对近代史学的奠基和开拓之功就是基于对社会学理论的吸纳与应用，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而确立了进化史观，而“历史观的进步与变革，是历史学在其本质属性上的进步与变革”[12]。
    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为法国的实证主义者孔德（1798～1857年），后经英国学者斯宾塞（1820～1903年）的阐扬，逐渐发展为一门认识社会万象的学科。进化论是社会学用来观察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一种基本理论，它最初只是一种生物学理论，是由斯宾塞引入到社会历史领域。梁启超1922年8月18日在南京应科学社生物学研究所开幕所作的演讲，对此作了生动的解说：
    生物学不过自然科学中之一种，但他所衔的职务，不仅在他本身，还不仅在自然科学。他直接产生一位极体面极强壮的儿子，名叫社会学。他把生物界生存的共通法则--如遗传、如适应、如蜕变、如淘汰、如互助、如进化等，都类推到人类生活上去，如何如何的发展个性，如何如何的保存团体，件件都发见出“逼近必然性”的法则，于是人类社会怎样的组织，怎样的变化，历历然有线路可寻。社会学所以能应运而生，可以说全部都建设在生物学基础之上。不惟直接产生社会学而已，凡有关人事之诸学科，如法律学，如经济学，如政治学，如宗教学，如历史学，都受了他的刺激，一齐把方向挪转。试看近五十年来这些学问，哪一种不和所谓“达尔文主义”者发生交涉？无论是宗法他或是驳难他，总不能把他搁在一边不管。他比方一只大蜘蛛，伸着八根长腿到处爬动，爬得各门学问都发痒。他产生了这位儿子--社会学，这位儿子把他同类的学问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等合成一个联邦国，叫做社会科学，取得和自然科学对抗的资格。他以自然科学一部门的身份，伸手干涉到社会科学的全部。[8]（p4016）
    梁启超认为，“社会学应运而生”，是建立在“达尔文主义”即进化论的基础之上，而进化论的产生，使得社会科学各门学科都“受了他的刺激，一齐把方向扭转”。的确如此。特别是在史学领域，这种以探索社会演变规律为宗旨的理论及方法很快就被引入，英国史家巴克尔（1821～1862年）出版于1857～1861年的两卷本《英国文明史》，就是一个显例。随着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与《群学肄言》的广泛流传，斯宾塞和巴克尔的著作相继传入中国，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如社会进化论等，逐渐成为中国学界观察历史的重要方法论。“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9]（p123）这里，严复将变革治史理念当作群学致力的方向。他对群学相当推崇：“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9]（p18）认为社会学是各门具体学科的综合，历史学是其涵括的一门重要学科。极力倡导以社会学理论来看旧史学，认为“读史而但观古人之事迹，虽考之甚密，必不足以得盛衰治乱之由。惟知求群学，籀其公例者，乃能据往事知来者耳”。这种理念对梁启超影响甚深。
    早在1901年，梁启超写作《中国史叙论》时，就提出对中国“有史以前之时代”的研究，要借鉴社会学者研究古史的新成果，重新评说中国上古史。
    又以人群学之公例言之，凡各人群，必须经过三种之一定时期，然后能成一庞大固结之团体。第一为各人独立，有事则举酋长之时期。第二为豪族执政，上则选置君主，下则指挥人民之时期。第三为中央集权渐渐巩固，君主一人专裁庶政时期。斯宾塞《群学》云：“譬有一未成规律之群族于此，一旦或因国迁，或因国危，涌出一公共之问题，则其商量处置之情形如何？必集其民众于一大会场，而会场之中自然分为二派。其甲派，则老成者，有膂力者，阅历深而有智谋者，为一领袖团体。以任调查事实讨议问题之事。其乙派，则少年者，老羸者，智勇平凡者，为一随属团体，占全种族之大部分。其权利义务，不过傍听甲派之议论，为随声附和之可否而已。又于领袖团体之中，必有一二人超群拔萃之威德，如老成之狩猎家，或狡狯之妖术家。专在会场决策而任行之，即被举为临事之首领云云。”然则一群之中，自然划分为三种之人物：即其一最多数之随属团体，即将来变成人民之胚胎也。其二则少数之领袖团体，即将来变成豪族之胚胎也。其三则最少数之执行事务委员，即将来变成君主之胚胎也。[8]（p452～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