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历史学有两个核心观点，第一个是历史没有方向性，或者说连续性。詹金斯（Jenkins）[12]总结说：“实际上，历史就是在一个无根基性、无方向性表述的世界里的一个无根基性、无方向性的表述。”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第二个基本观点是否认现代历史学家所构建的科学的世界描述，后者认为透过材料和证据，遵循理性路线，可以认识隐藏于材料后面的历史真实。詹金斯进一步指出：“后现代主义认为证据并非是指过去，而是对过去的解释。”[15]类似地，海登·怀特认为反映在文本里的过去是“想象”[16]，因此，他认为不能反驳或否定历史叙述，只能说它是一种对历史的推理[17]。把一堆原始材料组合成近似合理的历史记述，是一种唯心主义行为[17]，是一种“诗人般的行为”[17]。
    两种后现代主义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二者都对历史编撰学产生了有益的影响。然而两种激进说法一旦走了极端，都使历史写作成为不可能。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观点是正确的，例如利奥塔（Jacgues Lyotard）认为历史并无直线性发展的方向。他所定义的“现代”一词的主要内容是“宏大叙事”证明了历史的统一性，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普遍性之中的怀疑，”[12]历史并无明确的方向，只是有限的历史事件的链接。毫无疑问，这是对的。不管是在麦考莱（Macaulay）所在的英国，米歇莱（Michelet）所在的法国，崔茨克（Treitsche）所在的普鲁士德国，近来宣扬美国优越主义的“一致派”历史学家所在的美国，还是发展到顶峰的西方社会，都盛行一种“权威学说”，反映出他们咄咄逼人、傲视他国的架势。另一方面，他们所属国家的历史发展并非呈直线性，在不同的时期受别国控制甚至发生倒退，但他们依然坚持历史有连续性。这不仅表现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而且体现在下列方面：经济的发展如资本主义的兴起，权力的集中，文化的传播，政治决策中的民众参与，妇女解放等方面。甚至像卡罗·金兹堡（Carl Ginzburg）和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那样的地方史史学家，也知晓现代主义给地方史研究造成的压力[18]。
    对历史写作来说，第二个更严峻的挑战来自于最基本的“语言倾向”。很明显，历史描写总体上采用了陈述的形式，并且这种陈述要通过语言来实现。因此，所有的历史记述都是语言塑造的，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能知道通过语言中介构建的历史。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是必要的。“语言的形成要先于世界的形成，我们所经历的‘现实’只是社会化了的人工构建物（即语言上的）或是我们使用着的特殊语言的衍生物”（注：Gabrielle Spiegel在History,historicism and the social logic of the text in the middle Ages一文中（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P181），对这种巨 大的语言学转向提出了质疑。）。如罗兰德·巴斯（Roland Barthes）所说：“事实只能 以语言的形式存在，就像话语中的术语一样。”[19]由此得出结论：语言不反映真实的 世界，而是构建了世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进一步阐述说，只存在文本 ，这些文本除自身外无任何意义，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文本在含义上可能有多重 意思。文本作者的意图不重要，也不矛盾。但是，如果矛盾的话，没有一种试图用现实 主义方式对待过去的历史叙述是可能的。另一方面来说，语言和话语是重新构建历史的 重要工具。
    纵观现在的一切观点，后现代思维对历史及历史写作的影响很有限。后现代主义源于对现代社会的对抗，并对现代社会文化的许多方面感到焦虑。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历史编撰学方面，这种对抗有所转变。在1993年的书中，我已经强调了，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在历史的记述中，文化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传统的政治史和新社会史都不太完备，所以，政治事件如法国革命、英法工人运动都过分强调物质因素。政治历史都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这些政治历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政治矛盾，一个例子是建立新正统学说模式的乔治·赖夫瑞（Georges Lefever），另一个例子是阿夫莱德·库班，此人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来驳倒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设想。有趣的是，对狭义历史经济学的解释，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持反对意见的人多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们强调文化和机构的重要作用。例如，E.P.汤姆普森（Thompson）的作品《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英国经济历史学家T.S.爱斯腾（Ashton）认为英国工人生 活标准在工业革命中有实际的提高，所以维护了资本主义积极的一面。汤姆普森（Thompson）在承认收入有一定程度提高的同时，强调在旧式经济向资本大量积累的经济 转变中，生活标准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量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新社会历 史”的重要部分采用了社会科学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用经验主义的方法能够进行量化 的分析概括。1979年，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 关于近代历史研究的调查，当中提到“毫无疑问，量化研究是新的历史研究趋势中作用 最大的，它居高临下，把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观同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观区分开来。” [20]计算机成为历史学家进行量化研究的重要工具，但是巴勒克拉夫在20世纪八九十年 代及本世纪早期所做的评论却缺乏可靠性。在20世纪末期，随着新的各种社会历史现象 的出现，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不能被低估。另一方面，198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不再 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力量和法制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种科学理念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被人们忽视，在前苏联解体之前的较长时间内，作为一种政治体系，至少 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完全失去了权威性。另一方面，它向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倡导的 平衡理论挑战，强调社会的矛盾和不平等因素。证实这一点不一定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 。知识就是力量，人类靠知识才能变成统治世界的力量，这个理论为新的社会历史学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大部分的历史家并非马克思主义者，性别历史学就是基于此观点写 成的。马克思的权力学说强调经济政治的统治作用，比这更重要的是福柯（Foucault）的 权力高度分散学说，它渗透了生活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