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中，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中，发生了一种非常显著的转变，那就是从1945年以来起过重要作用的非人民历史转向了通过多种认识论假设进行研究的文化史。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伊曼纽尔·罗伊·莱德瑞（Emmanuel le Roy Ladurie）却仍然在书写“非人民历史”[21]，这是罗伊·莱德瑞发明的术语。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蒙塔尤》（Montaillou）这本书中，罗伊·莱德瑞在历史研究中强调个体的主要作用，而在以前，传统的政治史和社会史都忽略了个体的主要作用。很明显，这是从宏观历史向微观历史的转变，从宏大结构转向地方性研究。后现代主义者如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认为如果历史写作是可能的，那么必然是“微观史”[22]。他 引用了A·Liu的话说，“在细节和指导理论的范围内，后现代主义是排他主义、地方主义、相对主义、自治主义、非比较主义、偶然主义、轶闻主义、历史主义，为了引起注意，又加上一串古怪希腊语的前辍：微观主义、多样主义”[23]。安克斯密特（Ankersmit）又强调：“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不具有统一性，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 22]对于罗伊·莱瑞德（Roy Ladurie）的《蒙塔尤》，卡罗·金兹堡（Carl Ginzgburg）的 《奶酪与蠕虫》、乔治·杜比（George Duby）的《布维恩的星期日》[21]和耐特利·戴 维斯的《马丁·格瑞的回归》，他又指出：“统一、融合、整体性并非目标，历史的片 段才是值得注意的中心”[15]。但他低估了历史研究所起的作用[22]。怀特（White）也 持类似的看法，认为既然历史是文学作品，研究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它是历史学家顺应 同时代人的意愿而做出的一种例行行为[16][25]。
    但这不是微观历史学家们的观点，他们强调地方性、作为个体的人及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但他们并非忽视了广义上的政治历史情况及历史运动，也没有放弃研究。就像 耐特利·戴维斯（Natalie Davis）笔下的那个被遗弃的农妇一样，金兹堡（Ginzgburg）的Menochio和列维（Levi）的Exercists被置于了一定的社会宗教背景之中。因为新生的资 本主义制度企图遏制民众文化，所以《奶酪与蠕虫》被付之一炬。戴维斯的《马丁·格 瑞的回归》以宗教改革中期的农村社会为背景，着力描写了一个被遗弃的农妇，反映了 当时广大妇女所处的地位。杜比（Duby）则通过叙述一场战争来反映正在蜕变中的封建社 会。对于所有人，调查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罗伊·莱瑞德（Le Roy Ldurie）的The Peasants of Languadot中关于土地税额和价格的大量数据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根据，同 时，金兹堡的《奶酪与蠕虫》中，对众说纷纭之中所做的调查也是来源之一。
    关于语言学与历史研究，所有微观历史学家都需要用可以理解的文本来从事研究，因 此，他们的方法遵循的是解释学的路线，而解释学也遵循理性原则。人类学家克里弗德 ·吉尔兹（Cliff Geertz）拒绝任何方法及理论的假设，提倡符号论，人类学家或者说是 人类历史学家的所作所为“不是关于方法论”，而是“厚重描写”[26]。吉尔兹把马克 斯·韦伯（Max Weber）的观点阐述为：“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网上的动物，我把文 化比作那些网，对文化的分析不是探求规律的试验性科学，而是寻求意义的一种解释。 ”[26]但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韦伯的理论驳斥了实证主义的说法。实证主义把自己 局限在对现实进行经验性的观察里，但他并不认为要放弃逻辑严密的科学调查。实际上 ，“客观性”构成了社会科学调查的基础。这里所说的客观性同外部世界的“客体”无 关，而是指研究世界的严密的逻辑方法（123，n.17）。
    这让我们难免再来谈谈“方法问题”。后现代主义者对传统的史学方法提出质疑。像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一样，他们也许承认存在许多“事实”，但他们强调，不是 学术方法，而是文学想象把许多“事实”连在一起并以叙述的形式出现，但其中没有掺 入真实的成分。因此，怀特承认历史上确实有大屠杀，或法国革命，但没有标准来决定 哪一种解释与现实的联系更紧密[27]。安克斯密特（Ankersmit）进一步阐述说，怀特承 认历史写作基于事实之上的观点仍然认为有真实的历史根据存在（注：安克斯密特批评 怀特过于理性化，参见History and Tropology,P6-19.）。吉尔兹的“厚重描写”与后 现代主义的主张相一致，认为文化不能用系统的方法研究，文化是文本，只能是观察者 身临其境的体验，对此理解的关键在于高深莫测的符号，它使文化呈现出统一性。把文 化看成是一种单位的观点与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相矛盾，后现代主义确信现实无连 续性。吉尔兹的理论与“日常生活史”（Alltágsgeschiche）相类似，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曾向德国的社会科学理论提出挑战，它与美国的经验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不同。经验主义理论把对历史结构和进程的分析与意义的挖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很多方面“每日生活史”与“历史社会科学”存在分歧，如它强调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生活体 验，不把他们置于宏大的历史事件中进行分析，并提倡研究身临其境的感受，这一点上 像吉尔兹[28]。另外“日常生活史”意在重塑人类的个性，而面向社会科学的历史恰恰 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和乔万尼·列维（Giovani Levi）是一致的，后者在批评结构主义（ 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时说，布罗代尔（Braudel）的历史理论包含了多种观点和方法， 但唯独没有人民[18]。“日常生活史”派历史学家如汉斯·麦迪克（Hans Medick）和阿 尔夫·鲁德特克（Alf Lüdtke）记述历史时非常注意方法。20世纪90年代，社会历史学开始意识到文化的重要作用，文化史历史学家也关注对社会的研究。此时，结构主义社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文化史学家的巨大分歧减少了，而这种分歧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还存在[29]。汉斯·麦迪克（Hans Mdeick）[30]和大卫·赛比恩（David Sabean）[31]关于地方性的研究被看成是“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反映出经验主义政治经济史同思想史融合的趋势，并在每一种研究中都涉及了工业化进程中的斯华比亚（Swabian）地区。麦迪克的书以“地方史通史”做副标题，暗示了一种趋向，即如果不使用计算机，每种研究都不可能实现。同时，他们所探索的态度不可能通过20世纪80年代思想史学家们的量化方法来重建。这里，社会学、文化与经验主义社会学、解释人类学的研究将可能相互融合。对于解释人类学研究，语言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又与后现代主义的层面不同，解释人类学的哲学观点是：文本是独立的，语言不反映现实。实用主义观点则不认同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在话语中，结构重建的重要方法不在于个体的观点，而在于对社会政治相互作用中的更广大层面的社会文化的洞察，所以话语分析在经验主义历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19世纪英、法工人运动史和德国魏玛政治选举史（注：有关德国政治方面的内容，参见Thomas Childers，“The Social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Germany:The Sociology of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Weimar Republic”，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5（1990），P331-358.）[32][33][34]。
    女权运动史反映了类似的转变，这种转变从乔恩·司哥特（Joan Scott）散文里面最基本的“语言倾向”到1988年的《性别和政治史》和20世纪90年代性别历史涉及的广泛的社会环境。在一篇关于“语言，性别和工人阶级历史”的散文里，司哥特（Scott）评判了司汤达曼·琼（Stedman Jane）对英国宪章运动的分析。因为后者“重新回到了认为语言反映现实的说法，而不认为语言构建了现实。”（P53-67）这使威廉·塞沃（William Sewall）重读司哥特的文章，并发表评论，“司哥特全盘接受了德里达和文学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ism）的观点，在历史研究中，没有恰当地运用哲学和文学批评语言来思考内在的因素。”所以，“她认为历史与文学的区别消失了”[35]。苏格拉底发表权威学说后，“语言中心论”盛行于西方哲学和科学界。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出发，司哥特意图打破这种说法，她是对的，她认为性别不仅是生物学问题，同时还构建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性别没有作用于社会文化之上的生物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从研究妇女到研究性别史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很早就开始了，并渗入到其它方面，它反映了社会文化历史的融合。历史编撰学的重要特征便是研究社会历史文化[3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