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在太平天国史研究和近代文献学、考据学研究等方面卓越建树。抗战时期，罗尔纲先生曾随中央研究院内迁四川宜宾的李庄镇，在那里生活学习了几年，这几年却是罗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可以说，罗先生学术成就就奠基于这一时期。罗先生在历史人物评价理论方面没有专著专论发表，但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评价了若干历史人物，其历史人物评价思想就通过他对众多的历史人物的论述显现出来。罗先生评价历史人物有其独特的特点，本文拟就此进行一番梳理。以期对我们今天评价历史人物有所启发。
    一、注重总体评价
    所谓总体评价，就是对历史人物一生的表现给出一个基本定性，作出肯定、否定或基本肯定、基本否定的结论。历史人物的属性往往是异常复杂的。其典型表现是功过难分、是非难定。这种复杂性有时来自历史人物本身。如秦始皇、李煜等本身就具有复杂属性；有时来自复杂的历史环境，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处于社会剧烈变动和急剧转型时期，变幻莫测的复杂时代，很容易导致身处其间的历史人物带有复杂属性。如何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复杂历史人物呢？1983年， 《光明日报》曾组织过一次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学术讨论，学者们在讨论中提出了若干方法：有的主张实行“阶段论”，有的主张实行“方面论”，有的主张实行“综合论”。[1] 这些意见为我们全面准确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方法，给历史人物一个基本的定性却是不能回避的。有了这样的定性，我们才不至于被历史人物的多重属性或矛盾属性所迷惑，才能够准确地认识和评判历史人物。
    罗尔纲先生评价历史人物时就非常注重对其进行总体评价。他在评价洪秀全时，在论文的开篇就明确指出：“洪秀全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2]（p.881） 在最后的“简短的结论”里，除强调开篇所揭示的定性外，罗先生又进一步指出：“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反侵略领导者”，“毫无疑问，洪秀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也可说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2]（p.928、929） 这样一种总括定性。就使我们对洪秀全有了一个基本了解，然后再据此去认识和评判洪秀全，其历史人物形象就清晰了。再看罗先生对杜文秀的评价。其论文标题是“回民起义杰出领袖杜文秀”，首先从标题上就对杜文秀给出了基本定性。论文开篇则进一步阐明：“杜文秀是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反对清朝统治者民族压迫，反对外国侵略，胸怀广大，深明大义的历史人物。”[3] 寥寥数语，就把杜文秀这个历史人物的基本属性昭示明白了。又如对杨秀清的评价，对韦昌辉的评价等等，罗先生都如是给出了总体评价。这就使我们面对上述历史人物时始终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注重对历史人物进行总体评价，是对历史人物的一种负责的态度，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负责的态度。因为面对历史人物所具有的复杂属性，如果缺乏总体评价，缺乏对其基本属性的基本定位，那我们有可能陷入亦“是”亦“非”或不置可否的两难境地中，如此我们怎样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
    当然，对历史人物进行总体评价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把握评价标准和评价视角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笔者认为，人的属性固然复杂，评价标准和视角也可能多样，但我们是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在悠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评价观和价值观：即不论何人，是否挚爱自己国家和人民，是否做了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这是千百年来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基本尺度。无论是学术界的正式评价也好，还是一般性的民间认知也好，其主流观点在这一点上均是相同的。即使历史人物毛病不少，但只要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上有突出贡献。人们就会在总体上对其作基本肯定。如司马迁对秦始皇的评价就是典型例子。秦始皇是中国史上最具复杂属性、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歌颂者赞扬他开疆拓土，统一中国；批评者指斥他好大喜功，暴虐成性。司马迁在全面介绍和分析秦始皇一生历史活动的基础上，根据秦始皇对国家民族的突出贡献而给出了一个总体评价：“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4]（p.686） 非常简练而又明晰地勾画出这位复杂历史人物的立体影像。如此以来，应当如何认识这位复杂人物就很清楚了。
    哪么我们怎样才能求得对历史人物的总体评价呢？罗先生采用了“观全程、抓大略”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的。所谓观全程。是指跟踪历史人物一生的表现。所谓抓大略。则是摘取历史人物一生的主要思想、主要行为、主要表现、主要功过进行评判。此两者，是罗先生对历史人物进行总体评价所采用的一个主要方法。其根据是历史在发展变化。历史人物也在发展变化。无论其思想，还是其行为，都既有一贯性，也有变异性。许多时候很难说人们的某种思想是一种突发奇想，也很难界定人们的某种行为是一时的瞬间冲动。反之，也无法推定某种观点就是某人的固有思维，或某种举动是某人的惯常行为。变是事物的固有属性，要认识变动的事物，只有全程考察才能把握其真谛。故司马迁写史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5]（司马迁传）通过求通求变而成“一家之言”。罗先生可说是深谙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他总是立足于从人的一生出发去评价历史人物，或者从与人的行为有重大关联的全部历史出发去衡量历史人物，不搞推断性评价。他在评价洪秀全之前特意阐明：“现在，我们对他的一生，根据历史事实，提出一些初步意见。”紧接着又强调：“论洪秀全的一生，必须联系到太平天国全部历史。”[2]（p.884） 这里，罗先生实际强调了两个互相关联的过程：对洪秀全的评价要从其一生的思想行为活动考察中得出，而洪秀全的一生则又必须联系整个太平天国史进行考察。这样就在一个非常广阔的范围里审视了洪秀全的历史表现，从而能较准确地揭示洪秀全的功过是非。而在具体论述过程中，罗先生确是遵循了上述原理的。他是按这样的思路来论述洪秀全的：洪秀全的简史，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洪秀全的其他革命措施等。通过如此勾勒，洪秀全一生概况，其主要历史活动，其发展变化过程，其主要功绩与不足，都涉及到了。由此进行评价，其结论自然较为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