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历史人物一生的全部表现，并不是说要对历史人物一生的所有环节、所有方面纤毫不遗地进行梳理，这在事实上办不到，也无必要。可取之法是抓住历史人物一生的若干关键点，选取其中对社会、对历史有重大作用、重大影响的事情，或对历史人物自身有重大作用、重大影响的事情来分析评价就可以了。此即“抓大略”。罗先生非常擅长使用这一方法。请看他对石达开的评价：“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领导者里面最富有谋略的人物。从他在湖口、九江当兵败如山倒的时候，打败凶焰万丈的湘军水师，转大败为大胜，差一点生擒曾国藩。其后攻江西以救武昌，以及经营江西，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发动阶级斗争，以钤制地主阶级，组织农民群众的力量，封锁敌人湘、鄂、赣三省交通，把曾国藩困在南昌城等等谋略看来，都可以清楚看出他的卓越的军事韬略和政治才能。”“其后天京事变起。达开仓皇从武昌奔归。在韦昌辉疯狂屠杀的淫威下，他不顾个人生死，止暴定乱，义声洋溢。既诛韦昌辉。合朝公推为执政，同上‘义王’称号。他又是一个多么受到军民赞美爱戴的领袖。乃因未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与天王‘君臣而忌，起了狈（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走上了分裂路线，终致军覆身死。他害了太平天国，也毁灭了自己，却至死不悟，还说‘天亡我’，哀哉！”[6]（pp.1835-1837） 罗先生在此总括了石达开一生对太平天国的功过，主要抓住三点进行评说：一是太平天国初期建功立业，拓展太平军事业；二是天京事变力挽狂澜，止暴定乱；三是遭猜忌出走，分裂太平军，最后兵败身亡。这三点提纲挈领，言简意赅。活脱脱地从总体上勾画出一个毁誉参半的农民军领袖的立体形象。这就是“抓大略”的特效。
    “抓大略”的方法符合中国古代史家举其大端的治学传统。笔者在《中国古代史家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一文中曾对此有过介绍。孔子评价管子就是采用“抓大略”的方法。在他眼里，管仲不拘小节，不知节俭，不懂礼节。但依举其大端的辨证思维方式，孔子则认为管仲功业巨大，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大。所以当他的学生对管仲的道德品性（仁）提出质询时，孔子作了肯定的回答：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7]（宪问） 由是观之， “抓大略”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思想，即突出历史人物大节、大处进行评价的思想。它能帮助我们剔除枝节和芜蔓，以便从总体上去认识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
    二、严格事实评判
    所谓严格事实评判。就是一切以事实为基础，尊重史实，忠于史实。不唯上，不唯书，不党同伐异等等。这是罗先生评价历史人物的另一显著特点。罗先生治学是从考证史实开始的。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使先生养成了非常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任何观点，任何写作，务求真实。基于这种思想，罗先生在历史研究中，非常注重对史实的考证。所以他写的著作也好，论文也好，一般均有大量的考据材料，间或还有考证的过程。有些论述文章，不便对史实进行一一的考证，对此。罗先生会说明：“但我们在本文所提的论点，都是就已经进行过考据所得出的事实来提出评论的。”[2]（p.885） 意思很明白，虽然文中对所涉及的史实未进行直接的考证，但那实际是已经作者考核认定为事实的，是经过了考核程序的。即使这样，罗先生在论述或评价历史人物过程中，仍不厌其烦地对许多问题在文中或注释中进行考证，以确保所论的真实性，并确保读者对真实性的了解。罗先生自己是这样做的，也要求别人这样做。如果发现别人所论有不真实的地方，他会毫不客气地予以指出或纠谬。有位学者写了回忆胡适先生的著作，罗先生发现书中有所失实，于是通过考证，详细指出其错在哪里，是如何错的，[8] 体现了一位大家严谨的治学态度。
    写史求真，是中国古代史学所倡导、所强调的一个优良传统。孔子就曾要求史家“书法不隐”。到南北朝时，写史求真进一步发展。形成“直笔”传统。唐朝时，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进一步将如实直书、尊重历史事实上升到史家应具备的道德层面，认为它是“君子之德”。除理论上倡导外，古代史家还代复一代地实践着这一原则。春秋时的齐太史兄弟为践行这一为史的准则，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古代最具盛名的史学大师司马迁，在这方面更是楷模。他写的史书被班固赞誉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5]（司马迁传） 正因为古代史家、史学理论家的倡导和践行，尊重史实、如实直书就成为我国史学界亘古不变的一个准则，一个优良传统。
    写史求真，严格事实评判，其前提是要紧扣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因为历史人物是不能脱离所处时代和环境的。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会给历史人物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同时也会影响和制约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如果离开了特定的时代和环境，我们有可能对历史人物的某些思想或某些行为感到不可思议或无法理解。如义和团的战士们为何能以血肉之驱面对西方侵略者的猛烈炮火而勇往直前，毫不退缩？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就会明白：这首先是面对外国侵略者不断蹂躏国土的罪恶行径所自然表现的一种民族义愤与民族精神。其次则是义和团战士中愚昧、迷信思想所使然。总之是当时时代的产物，环境的产物。了解了这种情况我们就能更真实地认识历史实际。故唯物史观强调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必须联系历史人物所在时代和所处环境进行。“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当然不是要求我们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历史人物，而是要严格地联系到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9]（p.293） 罗先生作为新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可以说严格遵循了唯物史观的这一原理。他在评价洪秀全时。首先提出了解洪秀全的“三个出发点”：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是根本出发点。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是什么？当时的先进人物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这是具体出发点。通过这三个出发点来认识洪秀全，我们就会明白洪秀全为何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为何能率众举起义旗，同时又为何具有那么多的局限性。比如，洪秀全为何要发动起义？那是因为他“受了鸦片战争的刺激”，“又受到落选的刺激，于是他对多年考试落选的旧恨，与当前国家社会的新恨，一齐并发”，[2]（p885、886） 由此走上革命道路的。一句话，这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洪秀全的复杂经历共同作用所引发的。又比如，回民领袖杜文秀为何发动起义，是因为清朝统治者对回民的歧视、迫害和镇压，使杜文秀家破人亡，终于“认识了清朝统治原来是暗无天日的”[3] 由此撑起了武装抗清的大旗。故也是时代和环境因素使然。这种分析与评价是非常令人信服的。
    紧扣时代背景来评价历史人物，实际也是我国史学界治史的一个传统。中国古代史家评价历史人物有一个基本做法，就是“知人论世”。孟子讲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0]（万章下） 此即“知人论世”。这一观点，后成为古人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理，“其含义就是在对历史人物作一个基本了解时。要联系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衡量，在立足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进行评价。”[11] 通过论世，了解当时有哪些影响和制约历史人物的因素，或者说有哪些可供历史人物利用的条件和机遇。由此出发来衡量和评判历史人物为何有这样那样的思想和言行。可以说，“知人论世”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种思想。它深深地影响着我国传统史学。我国古代史学为何成就巨大，个中自然有许多因素，但与广大史学家正确运用这一方法恐怕是不无关系的。罗先生坚持紧扣时代背景来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应当说，是古代“知人论世”的优良治学传统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