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独创见解的新史编撰法
    关于新中国通史的编写方案，首推章、梁。章太炎在1900年手校本《訄书》所 增第五十三篇《哀清史》后附有《中国通史略例》一文，欲以“表”、“典”、“记” 、“考纪”、“别录”五体来完成新《中国通史》的撰述。梁启超于1901-1902年也酝 酿写一部《中国通史》，其体例由“年表”、“载记”、“志略”、“传志”四部分组 成。[2]（p861）章、梁二人还曾专门就此问题讨论过。（注：1902年，章太炎致书梁启超 ：“酷暑无事，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编《中国通史》之志……知公于历史一科， 固振振欲发抒者。鄙人虽驽下，取举世不为之事，而以一身任之，或亦大雅所不弃乎” 。见汤志均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167-168页。）总的看来 ，章、梁二人都力图在吸收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优点的基础上加以创新。[3]而陈黻宸 并不受在学界素负盛名的章、梁所定新史编撰方案之囿，提出了有独创见解的主张，这 主要见于陈黻宸发表于《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2期的《独史》一文。
    在撰新史的缘起上，陈黻宸感到“中国之无史久矣”，且“国而无史是谓废国，人而 弃史，是谓痿人”，所以陈黻宸欲作一新史。[1]（p569）他明确地指出作新史的目的： “我意谓史于古今理乱，中外强弱，宜求知其所致此之故，而作一比例以发明之。”[1 ]（p563）这与梁启超认为近世史家之本分异于前代史家，“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 关系，与其原因结果”颇为契合。[4]（p1）他又认为，作史之人要有“独识”，这样才 能成“独例”，而这又贵在有“独力”来完成。
    在史书的体例上，陈黻宸批评班固以纪、传分君臣尊卑，认为“后世以本纪、世家为 君臣尊卑之分，是班史之作俑也”；批评刘知几不知本纪之通义，误以为“适以天子为 本纪，诸侯为世家”，以致“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批评郑樵不废本纪，因为“纪 非尊称也”，而且“纪亦犹传体也”；故其主张后世的史家效法陈寿《三国志》废本纪 的史例，以列传代本纪，反对他们“于本纪列传一字之辨”。他说：“其君之矫出者与 其不德之尤者，效《穆天子传》、《汉武外传》之例，为之作传，此亦史家之独例也。 ”[1]（p561-562）在陈黻宸看来，“世表、年表、月表以人事为经，岁月为纬”，读史 之人“于表可明盛衰治乱之故”[1]（p560-561），盛赞史迁之作帝王年月表，认为修史 时就应仿效史迁所创的“表”这种体例。正因为如此，当他发现“东西邻之史于民史独 详”[1]（p562），反顾“中国自秦以后，而民义衰矣”，故其主张“今宜效泰西比较史 例，而推太史公、郑樵二家之意，作平民表”。[1]（p563）此外，陈黻宸相当地推服郑 樵及其《二十略》。他说：“郑樵生史迁千余年后，破万古之屯蒙，树独职于乙部，首 作《氏族略》，而终于昆虫草木，大哉后儒之蓍蔡。”[1]（p563）认为“郑樵之作二十 略，乃其独力之尤著也。”（p563-564）故其欲效郑樵之“略”作“录”，首录即为“氏 族录”。另外，他认为读史者“于志可识宪令法度之详”。[1]（p561）（“志”即“略” ，称呼不一而已。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 说，欧阳修曰考。）由此可见，陈黻宸意把史书体例确定为“传”、“表”、“录”。
    在确定了修史的体例后，陈黻宸意欲“据我中国古书，旁及东西邻各史籍，荟萃群言 ，折中贵当，创成史例。”[1]（p569）新史的断限上自五帝，下迄于清，共约四、五千 年事，由八表、十录、十二列传来概论。八表为：帝王年月表（邻国附）、历代政体表（ 邻国附）、历代疆域表、邻国疆域表、平民习业表、平民户口表、平民风俗表、官制沿 革表；十录为：氏族录、礼录、乐录、律录、历录、学校录（选举附）、食货录、山川录 、文字语言录、昆虫草木录；十二列传为：仁君列传、暴君列传、名臣列传、酷吏列传 、儒林列传、任侠传、高士列传、列女列传、一家列传、义民列传、盗贼列传、胥吏列 传。其中，“十录、十二列传，皆先详中国，而以邻国附之，与八表并行，盖庶乎亘古 今统内外而无愧乎史界中一作者言矣。”[1]（p574）
    陈黻宸诚然无愧于一有独识之史家。在史书的体例上，他与章、梁一样，皆是欲在糅 合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基础上突破原有的修史体例；虽未创立新的史书体例，但却反 映了当时史学界要求确定新的修史体例，以期能写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史书的呼声，同 时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真正有所突破的是后之夏曾佑）。尽管如此，陈黻宸的 新史方案仍是较具特色的。
    三、颇具时代特色的新史方案
    在新史内容上，陈黻宸主张不应只记载本国之事，还应参考“东西邻各史籍”，择其 要者而述之，或在正文，或在附录。他说：“五洲通道，各帝一方，例无高卑，义殊华 狄，史固不能详中而略外，为年月以统之，而以外从中，庶几次第秩然。案籍可索。若 夫华盛顿、林肯、威廉、维多利亚诸君，功施当时，泽流后裔，其德可称，其名可贵， 亦附之列传之中。”[1]（p562）如此，既注重了外部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又有助于开拓 国人的视野，使他们不再局限于中华一隅；（注：当时的许多中国人都不能意识到中国 只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中的一个，如陈独秀在1901时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 国一国，此疆彼界，各不相下。”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8年版，第17页。）而且，他突破了章、梁所确定的新史范围。以梁启超确定的 新史为例，其范围为：中国本部、新疆、青海西藏、蒙古和满洲；而陈黻宸“详中略外 ”、“以外从中”的修史体例，大大拓宽了史书的记载范围。与章、梁一样，陈黻宸也 提倡“民史”。他认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1]（p5 74）故在其所拟定的新史目录中，专门辟有“平民风俗表”、“平民习业表”、“平民 户口表”、“义民列传”四项，此皆为陈氏首创，且占了整个篇幅的2/15。现在看起来 ，这数字似乎比较小，但在当时而言，相比“一人一家之谱牒”的旧史实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陈黻宸是三者中唯一完成《中国通史》撰写工作的史家，他的这种“民史”思 想也得到了深入贯彻。其1905年《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就因“清臣劾其提倡民权焚 毁殆尽”[1]（p1192），1915年完成的二十卷《中国通史》也举目可见“民史”之踪迹。 另外，他的“邻国疆域表”、“官制沿革表”、“学校录”、“文字语言录”、“列女 传”、“一家列传”、“胥吏列传”亦颇具特色。如“文字语言录”是在“撷欧亚之精 华”的基础上而作，“列女传”则是希图改变女子以往卑微之境况，“一家列传”则是 记述有一艺之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