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产力发展和“历史的进步”
    作为探讨第一个问题的线索，我想对上面提到的对西欧式现代化所抱的四个怀疑作更深入的分析。第一，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源枯竭、自然破坏的关系问题。人类要生存就要生产，要生产就要开发自然。如果说人类生存本身必然要在某种程度上破坏自然的话，这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怎样才能做到人类与自然共存。对于这一问题，日本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悲观主义，认为资源是有限的，照目前状况发展下去，地球将迎来自己的末日，主张采用熵的理论①，抑制生产力的发展，以此达到人同自然共存的目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和巨大的生产力相比，地球是无限的，问题实质是，拥有巨大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本质上实行的是无政府主义生产，这样才导致出地球有限的问题。这种意见还认为，用自然科学法则的绝对化去套问题，结果会掩盖固有的经济问题。这两种对立的意见集中到一点上就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能否恢复人和自然的共存。应该说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放任自流的生产力发展会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因此，必须有所控制。科学技术不应该为追求最大利润服务，而应该致力于寻求一条人类和自然共存的途径。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全面抑制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对改善人类物质生活作出了很大贡献，况且亚洲，非洲还有很多人正生活在饥饿和贫困之中，还需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的不平衡。如果能够克服这些人与自然的不平衡，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那么生产力的发展不正是现代的进步吗？所以说，对西欧式现代化创造出的生产力不是否定，而是要继承，在继承的同时建立起一种能控制生产力的社会关系和力量。第二，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危险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如何和平地利用、控制科学技术而不是抑制它们的发展。
    四、欧洲中心主义和异化问题
    第三，西欧现代化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统治基础上的，日本追求这样的现代化，将会成为殖民主义的支持者，这种看法是很宝贵的。日本应该对自明治以来走过的道路作深刻的反省。特别是目前，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再次扩大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统治时，这种反省尤为必要。
    从历史认识的角度来看，这里有一个欧洲中心史观的问题。上原专禄曾经说过：“不承认从世界多样性来看待世界的想法，不是从价值的多样性而是从欧洲价值的一元性来构想历史发展的想法，都反映出了欧洲中心主义自以为是的思想”。小谷汪之进一步强调指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也曾认为破坏其他民族固有文化，强制推行欧洲文化是一种“进步”。这是当时（现在也是如此）欧洲人的普遍看法。而把接受西欧文化看作是“文明开化”的思想也理所当然地存在于一部分日本人头脑中，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以欧洲史为中心的世界史。描绘出了一幅“进步的欧洲和落后的亚洲”的图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价值的多样性”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上原专禄在文章中写到，“现实中的亚洲超越了欧洲现代化的方式，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前进，包括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常常会导致另一种危险的倾向，即对日本传统和文化特性大加赞美，鼓吹家庭主义，民族优越性，甚至重新抬出皇国史观。马克思曾评价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一种进步。这不光是指印度建立了西欧化的物质基础，还包括印度推翻了亚洲式的专制政治制度。但是这种专制政治制度并不是由于外国的侵略，而是依靠印度人自身的力量推翻的。从这点看，马克思的评价还值得商榷。然而，即使批判欧洲价值的一元化，承认“各种价值的多样性”，我们仍然要坚持一个先决条件，即“各种价值的多样性”必须建立在生存权，自由、和平与民族自决这一所谓最低限度的基准之上。石田英一郎曾经提出“人类文化的普遍范畴”的概念，以保障人类进步的客观性。也就是说，只有确立一种东西方都适用的普遍的价值基准，才能有效地防止皇国史观的重新抬头。石田英一郎称这种普遍的价值基准为“人文主义”，我认为是“思想民主主义”。而且，它主要产生于近代欧洲。事实上，对于近代欧洲产生的许多民主主义原理，不仅是非欧洲国家，甚至连西欧国家本身，也没有很好地遵守。而批判这些事实的许多原理又是产生于西欧。我们常常是在用产生于西欧的原理对西欧的殖民地统治政策进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正确认识西欧现代化的历史意义。欧洲中心主义是错误的，同样反欧洲主义也是错误的。显然，我们已经不能把西欧或现代化称为“进步”了，超越这种“进步”的道路应是进一步彻底实施产生于近代西欧的民主主义诸原理。
    第四，关于现代化引起的异化问题。这一问题的中心是共同体论。正如大塚久雄曾经说过的，现代化就是共同体的解体，并由此产生个人自立。日本在战后，特别是在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随着农村的崩溃，共同体迅速解体。其结果不是造成个人自立而是造成了家庭崩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管理社会的出现。“现代化”就是这样的吗？怎样才能恢复人的本性？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还是通过共同体的恢复？面对现实的人们都开始重新思考这些问题了。
    确实，在近代的共同体关系中，人们互相帮助，彼此有一种稳定的关系，不象现代大都市的人彼此之间关系紧张冷漠。但另一方面，共同体中又缺乏人类应有的自由，其规章制度对个人来说无疑是一种重压，有着惊人的不平等和差别。所以说复活这种共同体关系是不受人们欢迎的，也是行不通的。马克思指出，自然分工和私有制造成了人类的异化，他主张废除私有制，按照个人意志自由分工。而那些认为现代社会是管理社会的人则提出权力集中是造成人类异化的主要原因，力主分权制的重要性。最近，学术界的讨论主要是围绕“按个人意志分工的可能性和权力分散的方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而把废除私有制放到了次要的地位。由此可见，争论的中心不是实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是是否建立分工社会（工业化社会）和集权化社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