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经受麦卡锡主义的严重考验，研究工作几乎中断（注 ：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影响很大，《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从19 45年到1950年发表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文章，其中有22篇文章的作者被麦 卡锡列入黑名单。从1952年到1956年，在这两种报纸上再也见不到这些学者的名字。《 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6期，第42页。）。60年代又受到越南战争和中国“文化革 命”的影响。尤其是侵越战争，导致美国国内规模庞大的反战浪潮，动辄出现几十万人 向首都华盛顿进发的示威浪潮（注：仇华飞：《美国电影与越南战争》，《当代电影》1 988年第6期。）。出于对侵略战争的强烈不满，许多原来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成员， 纷纷脱离研究会，另行组织成立“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他们反对美国垄断资本对中 国研究的控制，反对美国推行侵越战争、敌视中国的政策，主张美国应承认中国（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外国研究中国》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1 、91页。）。在美国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为当代中国学研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一、掀起研究中国“文革”的热潮
    20世纪60年代末期，正当年轻一代学者对美国侵略政策强烈不满、对自己前途感到迷 惘之时，中国的“文化革命”给他们带来意识形态方面的新的“模式”（注：张烨：《 美国的四代中国研究专家》，《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6期。），引发了他们对中 国问题研究的一次思想革命。文革时期的各种小报、资料像洪水般涌入美国，为当代美 国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大批丰富的、但是有点不可靠的文件破天荒第一次 使外部观察得以对中国政治制度各阶层进行幕后观察。这种新的信息使得中国政治研究 有可能从一般转向特殊，从正式转向非正式（注：[美]哈里·哈丁著、子华泽：《中国 政治研究：即将出现第三代学术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1期。）。研究内 容也由表层向深层次发展，中心课题围绕“文化革命”展开。包括“毛泽东为什么发动 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国家结构是什么？”等研究领域涉 及教育、公共卫生、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工业管理、科学与技术、官僚政治的管理、学 生上山下乡等问题（注：[美]哈里·哈丁著、子华泽：《中国政治研究：即将出现第三 代学术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1期。）。出现了一批影响较大的作品，如 鲍大可的《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鲍姆的《革命序幕：毛、党和农民问题》、埃斯 波西托的《中国大陆的文化革命，科学政策和科学发展》、霍夫曼的《中国的工人》、 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到农村》、林德贝克的《中国：革命社会的管 理》、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还出版一批传记著作，如施拉姆的《毛 泽东》、迪特默的《刘少奇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罗宾逊的《林彪：一位中国军事政治 家》、维特克的《江青同志》等。大多数汉学家试图探讨文化革命发生的社会根源。费 正清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寻找文化革命的根源，将中国社会分为两大部分：一类是居 住在农村的为数极多的农民；另一类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他们是社会的上层。 他认为文革造反的红卫兵虽然并非农民，但他们在这场运动所暴露的落后的农民意识是 显而易见的（注：费正清：《对中国社会变革前景的展望》，转引自王景伦著：《走进 东方的梦》，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迈斯纳在解释文化革命中出现的各种 矛盾时指出，“没有一个社会会这样公开地裸露出自己的矛盾、创伤和受到的损害，会 这样展示出如此奇怪、曲折和异乎寻常的历史事件，充满着如此之多的讽刺和悖论，以 及如此之多由于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着如此之多的由动机 和结果之间巨大鸿沟而造成的伤害”（注：[美]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 中国》，转引自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第181页。）。研究中国文化革命的美国汉 学家中，有一部分人非常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文化革命反映了各种思想 的冲突，中国领导集团的分裂，是由于在中国革命的目标，在如何治理中国，开发中国 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所造成。所以，对文化革命渊源的分析必须包括思想观念、政治、 经济、社会、军事、外交以及文化政策等各方面问题（注：参见[美]奥克森伯格：《中 国：动荡的社会》；索罗门：《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鲍大可：《毛以后的中 国》等，转引自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第193页。）。尽管研究者努力从各个层面 去分析解释文化革命的起源和实质，但因他们置身局外，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他们的 研究总会有一种雾里看花的隔膜感觉，不可能对文化革命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意识形态方 面的原因有真正认识。
    二、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学研究
    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中美关系的逐渐缓和，美国中国学研究出现新的动向。196 9年，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发表演讲中专门论述了研究中国问题的迫 切性，指出美国所以在亚洲遭到接而连三的失败，就因为“不了解亚洲，执行错误的政 策”（注：John 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Amercian 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1969.）。他呼吁，美国“历史学界必须把中国古老的格言‘知己知彼，百 战不殆’变为新时代的东西，必须为与中国和平共处而斗争并取得胜利。”（注：中国 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外国研究中国》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1、91 页。）他强调，“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一切使我们比往常更陷于危险的境地。”（ 注：John 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Amercian Historical Review,Vol.7 4,No.3,1969.）作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费正清在会上提出了20世纪70年代研究东亚的 主要任务。需要培养精通业务的人材，“但领导必须由效忠美国方式及其政策的人来担 任”。所谓效忠美国方式及其政策，实质上就是为美国的扩张目的服务，符合美国的价 值观念，帝权观念，商业利益，使命感。说到底是研究中国服务于美国的全球争霸战略 。费正清认为：“中国太弱了，它不能征服世界，但是它又太大了，世界不能吃掉它， 所以中国在世界的最后地位，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在人类生存的议事日程上就显 得非常重要。”（注：John 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Amercian 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