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的演讲对推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起了很大作用，到1970年初，美国“关心亚洲 学者委员会”会员已超过5000人，委员会于1971年、1972年先后派两批人员来中国访问 ，出版《通讯》和《会刊》（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1 972年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周恩来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美国来华访问人数逐年增 加，这些人归国后，立刻在美国掀起中国热，美国的报纸、杂志及文学作品开始大力宣 传中国，中国成了传奇社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代表团访华后出了一本题为《中 国，在人民共和国》的书，称“对中国一个突出印象是，这个国家充满生机，人们热情 、幽默，充满为祖国献身精神”（注：张烨：《美国的四代中国研究专家》，《国外社 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6期。）。
    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对中国认识仍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主要原因在于：（一） “文革”时期红卫兵的材料无法鉴别和比较，不真实的材料成为美国学者认识中国的主 要依据，“非正常状态被当成了中国社会的正常状态来认识”（注：郝平：《美国当代 中国研究四十年概述》，《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二）这个时代中国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还处于动荡之中，社会变革内在规模还被歪曲，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仅 仅是局限于表面，有的只是充满幻想或盲目崇拜，有的只是出于一种反战、反政府情绪 需要，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模式。所以，到了7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改 革开放政策，国门打开，有些美国学者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后，又觉得失望，感到原来 想到的和现在看到的有很大差距，加上中国内部进行拨乱反正，又使一些研究中国学的 人对中国进行盲目攻击。曾在郑州大学任教的詹姆斯夫·肯尼森夫妇把中国的落后说成 “主要原因是极权主义的统治”。记者巴特菲尔德写的《苦海余生》用极其尖刻的语言 攻击中国（注：张烨：《美国的四代中国研究专家》，《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6 期。）。不过，中美关系大门打开后，确有一批著名美国中国学家相继出版了许多有学 术价值的著作，如鲍大可的《前途未卜：中国向毛以后的时代过渡》、奥克森伯格编著 的《中国的发展经验》、亚历山大·埃克斯坦的《中国的经济革命》、艾伦·惠廷的《 中国70年代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内森的《集体领导的前景》等。这些著作较以往 相比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思想内容都有很大提高。1973年11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 持召开“关于优先考虑中国学研究和筹资发展”会议，与会中国学专家们一致提出“把 中国学研究作为全国性事业”（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 。指出“今后十年一定要继续发展当代中国的研究，努力提高社会科学方面的专门知识 ，并且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 ）。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以后，为了配合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美关系问题 成为美国的中国学家关心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鲍大可和赖肖尔合 编的《美国与中国：第二个十年》、费正清修订再版的《美国与中国》、费正清的《被 发现的中国：它在中美关系中的形象和政策》等专著和论文。为适应美国发展对华关系 需要，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关于美国应如何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辩论异常激烈，1976年4 月艾伦·惠廷提出采取“日本方式”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张后，立即遭到一些人的攻 击，称“只会给山姆大叔带来更多的麻烦”（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 95-98页。）。同年7月，《加州大学学报》登载托马斯·汤普森的文章，提出美国应在 台湾问题采取一种“含糊其词政策”的观点。8月的《大西洋月刊》刊载费正清文章《 东亚：我们的一个中国的问题》，提出“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分裂中国主张。10月， 新当选总统卡特的对华政策顾问艾伦·科恩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为下届政府提 出对华政策》的文章，认为摆脱当前中美关系这一局面的一个可能办法是达成“一项中 美协议，宣布台湾与大陆中国之间的国际水域为双边和平区，约束双方在这个国际地区 不诉诸武力，但是不说明这个行动对台湾的含义”（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 、91、95-98页。）。鼓吹一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折衷方案”。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 专家也极力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为政府出谋划策，经常同拟订政府政策的人员进行 磋商，他们仔细地研究两个具体问题，即“寻找一个可行的方案以便在将来给中国以某 种承认之后使本国对台湾或者承担义务与之协调起来”（注：《卡特的中国问题顾问拟 订了对北京政权的新政策》，《纽约时报》1976年9月17日。转引自《外国研究中国》 第1辑，第96页。）。可见，中美建交前后美国中国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同政府政策密切相 连，反映战后美国汉学研究转型的基本特征，汉学研究与美国现实政治和国家利益有密 切的联系，这是美国汉学区别于欧洲汉学的一个标志。
    三、占据中心地位的近现代中国研究
    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向全世界展示她的真实面貌和实现四个现代化 的决心。中国的拨乱反正以及自1949年以来所有传统资料的对外公布，不但为海外研究 中国问题的专家创造了解中国的条件，而且也使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国1979年以前所 发生的一切，中国学研究已进入成熟稳定的学术化时期。在当中国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 革以后，学者们开始对自己所研究领域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反思，寻求、摸索新的研 究途径（注：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 995年版，第97页。）。近现代中国问题研究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中心议题。研究方法 有所不同，超越历史学研究的界限，使“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一起提供社会科学所由产生 的学问和方法论的背景”（注：John 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Amercian 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1969.）。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与运用传统知识、传 统理论研究的方法密切结合，将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统计学、社会学研究的原理 和研究方法同历史学紧密结合起来，使美国近现代中国研究出现新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