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氏著述选题独特、构思巧妙、文笔洗练，形成了独标一格的著史风格。关于史景迁的治史特色，目前国内学界总体上仍处于评介阶段，①系统性研究尚付阙如。本文以史氏的治史风格为中心，通过对其著史特征的梳理与归纳，进而对其内在的治史理念与外在的著史环境进行探析。最后，将围绕学界对史氏著史风格的争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考察与评判，以期对我国的史学著述有所助益。
    在迄今史氏所出版的十余部著作中，《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之宫》、《胡若望的疑问》诸书是史氏著史特色的集中代表。史景迁的盛名多自这几部所赐，时下中外学者对其风格褒贬不一的评判也多围绕此而展开。我们也便主要从这几部史著入手，对史氏的著史风格进行大体概括与总结。
    史景迁著史具有一定的内在理路，在其几十年的著述生涯中，有着一种辨证考察历史的思维。史氏早期的治史重点为康熙帝及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其一系列著述大多由此衍生而来。如史氏早年曾撰有《康熙帝人生的七大阶段》一文，②借用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人生“七段论”来考察康熙帝的一生，美国学界对此曾好评如潮，史氏亦颇为自喜。但史景迁并没有就此而裹足不前，在众人对其赞赏有加之时，史氏却陷入了另一种沉思，并逐渐萌生了一种念头，即抛却莎士比亚的“七段论”模式，从康熙帝本人的视角以其自身的话语分阶段来总结他的一生，其结果就是《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以下简称《中国皇帝》）的成书。对康熙帝的研究使史氏颇得令名，史氏也将其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一段时期”，③应当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史氏独特的治使特色。但接下来又有一种思绪开始萦绕于史景迁的脑际，那便是与康熙帝无上的权力相比，那些生活于绝对无权状态下的人们又是怎样呢？为此，史氏将目光投向了社会下层的农民，并为此而长期思考。直至《福惠全书》上关于一位王氏女子死亡的寥寥记载偶然间映入史氏的眼帘，从而使他确信这位农妇的死恰可代表“中国社会的这一面”。在他看来，王氏之所以死亡恰恰因为她是一个女人，一个在中国社会底层没有任何权力可言的女人。以上可见，从《康熙帝的人生七大阶段》到《中国皇帝》再到《王氏之死》，其中是有着内在的辩证关系的，尤其是《中国皇帝》与《王氏之死》二书，史氏认为两者在构思理路上完全是一种自我“反动”。④再如，《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与《胡若望的疑问》两书亦是如此。用史氏自己的话说，两者都是对一种“异质文化的追寻”，但在构思理路上却有着明显的不同。⑤史氏这种辨证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作者力图多角度多层面考察历史的努力所决定的。⑥
    史景迁对历史细节可谓情有独钟，无论是选题还是历史书写，史氏都在努力通过对细小史料的挖掘与描写来建构或揭示其主旨。从某种小的选题环节切入，进而敷衍铺陈成与之关联的宏观历史构架，是史氏著史的一大特色。史氏曾提及自己之所以经常撰写一些独特的历史题材，并不是心中预先有了一些理论与宏大设计，而是完全相反，他的头脑中总是充满着“暗示、图像、场景与声音”等细节。而一旦某种细节吸引了他要被确定为历史题材时，那么之后史氏便沉醉于书写“这些个别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互影响，以及这些事物存在的整体历史环境”。⑦在他看来，研究某种特定的事物，其实这一事物所存在的背景往往是最为重要的。如《王氏之死》一书，史氏坦言最初使他受到触动的仅是寥寥数语，而当史氏决心要为这位可怜的女人写一部史著时，他要做的便是尽其所能对王氏的死给以最丰富的背景，⑧只有如此才是对中国妇女史的最好研究。⑨显然，史氏认为王氏的死在当时的中国更具有某种普遍意义。此外，在历史书写中，史氏对细节的描写尤为重视，甚至认为这比理论还重要，因为它们能让“一个史学家重新捕获到一个时代”。⑩对此，最为突出也最为史氏自喜的便是《王氏之死》中大地震是如何摧毁了王氏的生活、《中国皇帝》中的一声惊雷又是怎样吓走了康熙皇帝、《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中利玛窦如何被飞扬的尘土填塞了鼻子和耳朵以及《上帝之子：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中一场突然的降雪又是如何使太平军陷入绝境等细节描写，所有这些都令史氏的著述熠熠生辉。而史氏将其引入著述之中，可以说是发前人所未发，有着更深层面的考虑的，那就是借以“加深主题的意义”。（11）
    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与勾勒是史景迁著史过程中的一种自觉，而史氏对人物内心的探寻则是建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之上，通过移情的方式来进行的。在史景迁看来，史学家或传记家在撰述过程中，其实是在追寻一种“自身缺乏的或者不能找到的东西”，是要竭力进入“某个人的思想”中去。而欲达此目的，便需要史家对往昔寻求一种“自我理解”，而此种理解则建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之上。（12）这也便如马克·布洛赫所说，史家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13）。史景迁就是通过这种移情的方式去理解古人的。比如，在《中国皇帝》一书中，史氏单独设“阿哥”一章，在他看来，康熙帝一生纵横驰骋，未曾被任何政敌挫败，但皇太子的不仁以及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却成了他晚年的一大“心病”，并最终击垮了他。史景迁在书写晚年康熙时是充满同情的，因为史氏“当时已有了孩子”，他被“父母对孩子所具有的那种恐惧与希望的结合物感动了”，所以他认定这必是要作为康熙帝人生的一个阶段的。（14）再如《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一书，史氏言其是从利玛窦的记忆“图像”中慢慢编排出来的。这种编排惹来了非议，指责史氏究竟从何而知这些记忆图像对利氏如此重要？史氏回驳道，“惟一的答案只在我心中，我并不认为他（利玛窦）会选择一些对他无关紧要的事情来记述”，只是“我不能证明它们而已，我只是利用它们来作为我的组织原则”而已。（15）要之，史氏认为人物的心理描写是传记作品的灵魂所在，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是《王氏之死》中王氏临死前的心理刻画，还是《上帝的中国之子》中对洪秀全宗教心路的追寻，史氏都在努力对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一种“自我”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