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史氏此部著作的主旨便在于对异质文化进行追寻。即若望进入欧洲后所做出的一系列“怪异”行为的背后，实质上蕴涵的是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史氏对此是了然于胸的，但他在书中除了仅仅叙述事件外，却不愿对此作出任何阐释性的努力。（46）这并非是史氏不能为之，而是无意为之。在史景迁的作品中，此亦并非个别现象。总之，与一般学术著作不同，史氏并不情愿给出所谓的结论或解释，他总是倾向于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去分析。应当说，这与其独特的治史理念是分不开的。史氏曾经明言其写作目的只在于培养读者的个人兴趣，“如果说我有一个学派，那这个学派就是促使或鼓励读者去思考”（47）。因此，为求得叙事的客观平实，给读者留有最大的思考空间，史景迁在叙事中尽量避免自身见解的过多流露，他要做的仅是“在给所述事物以最丰富的背景后便全身而退”。当然，他也清楚这样的写史手法很有可能被人称之为小说技巧，但他仍一如既往。（48）可见，史氏的这一治史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框架相背离的，从而被部分学界中人据以认定为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色。（49）当然，此种认知是否妥当，我们在此姑置不论，但这至少又多了一个不得不考虑的评判视角。
    此外，尽管玛兹利士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框架对史氏提出批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的思路预设其实仍是从文与史相对立这个角度出发的，仍属于西方议题传统的延续。（50）史氏多次申明，他并非是在写历史小说，而是要将“历史写的像小说”，即务求以最活泼生动的方式来表现历史。（51）而玛兹利士认为史学与文学截然可分，并以此为前提进而展开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讲，玛兹利士所得出的结论也并非不能商榷。同时，叙事式的治史路径又在多大程度上能给予所提问题以“为什么”的解答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众所周知，叙事史的长处在于对历史事件进行“描述”，而不是进行“分析”，同时描述的中心在人而不在于外在环境。（52）所以，从这个角度对史氏提出疑难似也稍稍有欠公允。
    的确，如果按照传统的史学评判标准来衡量，史氏的《胡若望的疑问》确有小说抑或历史小说之嫌，但史学发展到今日，尤其是在史学多元化的推动下，一些传统的史学概念已需重新定位，这也便决定了我们对史氏及其著述进行评价时不能墨守成规或单向度衡量。实际上，无论是将史景迁视为“后”学中人还是“小说家”，两者都只看到了史氏身上有别于现代史学的显著之处，并进而分别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得出了不同的认识。其实，在史氏身上，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的影响依然不可忽视。从史氏的治史理念可约略推知，其对文笔、情节的注重以及对史学书写意义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深受古典文学与史学的影响。同时，从史氏在历史书写时力求所引史实无一处无出处来看，此点又当与近代史学建立以来对史学科学化的强调有关。因此，对史景迁进行评价，便要从多个层面来加以衡量。至于史氏著作中所表现出的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新特征，似应将其主要看作是在新史学，特别是新社会史发展下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史氏不断自我尝试与自我突破的结果。
    总之，如若非要下一句定语的话，我们还是倾向于将史氏定性为一位在追求史实真实性的基础上以叙事见长、历史认知与理论方法含而不露的新社会史学家。当然，这个“新”还是主要体现在写史手法上。
    作为一名风靡中外史坛的史学家，史景迁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值得思考的东西，有些问题我们目前还很难给出完满的解释与回答，因为其中毕竟要牵涉到不同的史学认知。在史氏身上，一方面体现着东西方文史传统的灵光折射，另一方面也有着新时代社会文化思潮涌动的痕迹。因此，在史学呼吁重新定位的当下，史景迁无疑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典型来看待。因史氏而引起的论争，在我们看来，实际上反映的是围绕史学性质而激起的各种史学观点的冲突与交融。这在一个史学一元化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因此，这论争的本身也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类似文章有马敏：《耶鲁怪杰史景迁》，《读书》1997年第6期；海龙：《说史景迁》，《神州学人》2000年第3期；朱政惠：《驰骋国际汉学界的骁将--在耶鲁大学拜访史景迁教授》，《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5期；陈克艰：《史景迁写史：史与文的互相释证》，《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9日；卢汉超：《史景迁谈史》，《史林》2005年第2期等。
    ②Jonathan D Spence,"The Seven Ages of K'ang-his（1654-1722）",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6,No.2（Feb.,1967）。
    ③Gail Porter Mandell,Life into Art: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Th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Fayetteville London 1991,p.158.
    ④Gail Porter Mandell,Life into Art: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pp.154-155.
    ⑤Gail Porter Mandell,Life into Art: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p.155.
    ⑥卢汉超：《史景迁谈史》，《史林》2005年第2期。
    ⑦Jonathan D.Spence,"Margaret Atwood and the Edges of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3,No.5（Dec.,1998）。
    ⑧可能只有理解到这一层面，我们才会明白为何在《王氏之死》一书中，近三分之二强的篇幅是用来勾勒郯城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的。
    ⑨Gail Porter Mandell,Life into Art: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pp.154-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