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地方文献的问题。不过，资料未必是决定研究成果创新性的唯一前提。研究方法也相当重要，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研究者如果有新视角与方法，或利用各种学科理论对“旧史料”重新解读，也有可能撰写出饶有趣味的研究文本。（50）而相反的是，如果在方法上没有任何创新，或者没有基本的研究规范意识，那么研究者即使掌握了大量的一手原始地方文献，可能其研究成果也毫无新意。不过，如果我们承认基本的学术研究规范前提，那么在此情形下，对于任何历史研究者来说，史料的发掘与整理都是一个重要工作。
    我们也要注意，所谓的“史料”，有许多其实便是当时人的“创作成果”，其叙述脉络与内容均反映了编撰者的意图，因此，研究者在利用史料时需要随时留意落入史料编撰者的话语陷阱或者思想框架。从本文所讨论的“近代宁波区域史”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目前的研究比较多地受到几种常见史料的牵引，如早期传教士的宁波行会调查、《鄞县通志》、浙海关报告等等。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宁波地方文献尚未得到应用，这种情形与其他地域史的研究相似。
    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眼下正在静悄悄地发生变化，不少研究者的兴趣正由宏观国家整体历史的描述向区域性历史考察转移。这种变化并非意味着“整体性”的消解，他们可能更重视如何通过“区域史”的具体研究来丰富大家对整体史的认识。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可能便是史料的运用，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对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阅读分析。这不但能丰富我们原来对特定区域知识上的认识，更加重要的是，可能会让我们在认真解读广泛的地方史料的基础上，能提出更加“本土化”的问题，并且以充分的资料来建构起更加丰满生动的地方区域历史，从而对历史能作出更加有说服力的解释。当然，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将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需要学术界的充分合作才能较好地达到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何有效率地整合既有的研究力量与资源，是研究者们需要努力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中国内地学者对“区域史”研究路径较新的观点，可参见包伟民、刘志伟、陈春声等人的看法。包伟民主编《浙江区域史研究》，杭州出版社2003年11月版，“前言”，第1～7页；刘志伟：《区域史研究的人文主义取向》，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学林出版社版1999年12月版，“序”；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②本文讨论的“近代”主要指晚清以降直至1950年代之间的时段。
    ③经济史学界通常将“江南”界定为苏南的苏、松、常、镇与浙北的杭、嘉、湖以及太仓等“八府一州”范围。李伯重：《“江南地区”之界定》，氏著：《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5月版，第447～462页。
    ④⑩这方面，斯波义信教授的研究是个例外。氏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后篇便是集中探讨“宁绍亚地域”自宋代以后的经济变化。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468～642、499～540页。
    ⑤所谓“地方文献”，笔者在此主要指与某一特定地区有关之文字资料，包括各种正式出版之图书报刊以及非正式出版之印刷物、手稿、碑刻、传单等等。广泛意义上的“地方文献”也可以指与地方相关的各种信息，包括文字或非文字形式的，不过后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⑥D.J.Macgowan,Chinese Guilds or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Trades Unions,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ntic SocieLy,Vol.21,No.3,1886.中文译文载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中华书局 1995年版，第2～51页。
    ⑦“周一清”其真实中文名字待考，原籍宁波，毕业于圣约翰书院中学部，然后到英国、德国留学。其博士论文《宁波府手工工场的形成》先载于《综合国家学说杂志》第30卷，然后1909年以德文出版。1983年Peter Schran将该书译为英文出版。Tsur,Nyok-Ching,Forms of business in the city of Ningpo in China（Armonk,NY:M.E.Sharpe,1983）。有关周著的信息引自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527页。
    ⑧有本邦造：《宁波过账制度的研究》，《东洋经济研究》第15卷第1号，1931年6月。
    ⑨西里喜行：《关于清末的宁波商人》，《东洋史研究》 1967年第26卷，第1-2号；佐佐木正哉：《咸丰八年鄞县渔民的叛乱》，《骏台史学》1953年第16期。
    （11）Susan Mann Jones,Finance in Ningpo:The 'Ch' ien Chuang',1750-1880,in W.E.Willmott ed.,Ecom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Taipei,SMC Publishing Inc.,1994），pp.47-77.
    （12）Mary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 （ 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R.Keith 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13）Walton-Vargo,Linda Ann,Education,Social Change,and Neo-Confucianism In Sung-Yuan China:academies and the Local elite in Ming prefecture （Ningpo），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HD,1978; Cartier,Carolyn Lee,Mercantile cites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Ningbo,Fuzhou,and Xiamen,1840 - 193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PHD,1991; Naylor,Brenda Lynn,Women' s daily travel in Ningbo city,China:an empirical study with planning applications,University of Calgary （Canada），MEDES,1992; Li,Hong,'Speaking to the wind':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aries in Ningbo from the 1840s to the 1860s,PhD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Memphis,2003.这4篇论文由于不及找到原文来阅读，因此对其资料使用情形尚不清楚，有待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