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随着中外尤其是中法学者互访和学术交流活动的日益密切，随着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现代化转型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对于法国年鉴学派理论与方法的介绍和研究成了中国史学界西方史学流派研究中备受关注的热点。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这位饮誉国际史坛的年鉴学派第二代宗师的史学思想，也经由这些评介年鉴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的论著的涉及（注：在此方面，当首推张芝联。他于1978年撰写的《法国年鉴学派简介》一文，成为新时期中国介绍法国年鉴学派的开山之作；布罗代尔谢世后即行撰写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一文，堪称抗鼎之作（这两篇文章均收录在他的《从高卢到戴高乐》一书，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其次是挑蒙。他于1986年便在《世界历史》发表了《法国当代史学主流及其演进》一文，并进而撰成《法国当代史学：从年鉴派到新史学》一书（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版）；同时还编译了[法]J.勒高夫等主编的《新史学》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另外还有刘昶和杨豫。前者于1986年撰成《人心中的历史》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作为“走向未来丛书”之一，于1987年出版），后者于1986年译出[英]杰弗里·巴拉克拉夫所著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此外，1996年出版的四部评介西方史学理论的著作，对年鉴学派的评介也很有见解。它们分别是：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姚蒙参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罗凤礼主编的《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杨豫参编，中央编译出版社版），徐浩、侯建新著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广智、张广勇著《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版）。），从而走进了中国史学界。总体史、问题史学、比较史学、长时段、跨学科研究、计量分析等这些揭示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特质的话语，已为史学界同仁所熟知。近年来，布罗代尔的主要著作的中译本已陆续出齐（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共三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法兰西特性（空间和历史）》、《法兰西特性（人与物）》（分上下），共三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共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此外，收录了一些重要论文如《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等的布罗代尔个人论文集《资本主义论丛》，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作为“新世纪学术译丛”之一，于1997年出版。），这就为进一步研究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提供了可能，本文即是在这方面努力的一种尝试。
    最能体现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的著作主要有三部（注：其它著作还有：布罗代尔与厄内斯特·拉布鲁斯共同主编的《法国经济与社会史》（四卷本）；布罗代尔专门为中学毕业班编写的教材《文明史纲》（第一册）；布罗代尔的《史学文集》（共两部）。），它们分别是：《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及作为多卷本《法国史》（注：《法国史》原计划分《法兰西的特性》、《法兰西的诞生》和《法兰西的命运》三大部分来写作。其中，《法兰西的特性》包含了三个篇章：空间和历史；人与物；国家、文化、社会。现已出版的是《法兰西的特性》的前两个篇章。《法国史》其它部分的手稿根据作者的遗愿，将不在公开发表。）遗稿的《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此外，布罗代尔于1958年撰写的富有论战性质的论文《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注：该论文首先发表于《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58年10月--12月号；《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载有中文译文。），则对他的史学思想做了专门的理论阐释。
    年鉴学派的世界影响主要是在布罗代尔时代产生的。国际上关于年鉴学派的评论也主要是针对着布罗代尔的历史理论和著作。作为在法国和国际史坛享有盛名的史学宗师，布罗代尔除荣任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外，还受任10多个国家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并且先后获得了20多所外国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称号。他的著作，特别是《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并被译成了英、德、俄、日、西、葡、意、阿拉伯、土耳其、瑞典以及中文等10多种文字。1977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还成立了一个研究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的“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该中心以《评论》杂志为阵地，确定了从研究经济入手，据以开展广泛的文明史研究的宗旨。其中，该中心主持人沃勒斯坦所提出并以次扬名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布罗代尔的研究成果之上的。
    法国国立图书馆馆长埃马努厄尔·勒鲁瓦--拉杜里这样评论到：“总有一天，当我们的同胞在总结20世纪的知识、科学和技术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在军事技术、尖端工业或原子物理等领域内，并不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浅薄的法国人或许能聊以自慰的是，他们毕竟在1930年至1965年间，全靠‘年鉴派’的努力，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历史学家。”[1]而他这里所说的“最好的历史学家”，指的就是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这三位史学家。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萨姆·金瑟更是认为：“如果授予历史学家诺贝尔奖的话，那么获奖者一定是布罗代尔。”[2]此外，法国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英国史学家基斯·托马斯都曾提议，授予布罗代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布罗代尔的学术声望与影响，由此可窥豹一斑。
    一、善于继承：从年鉴前人到年鉴第一代大师的学术创建
    布罗代尔所继承的年鉴前辈的学术创建，按照年鉴学派著名史家拉杜里的说法，有四个方面：一是杜克海姆（又译涂尔干）社会学；二是亨利·贝尔及其《综合评论》所推崇的跨学科的方法；三是西米昂所制定的价格工资和环境的经济史；四是以拉布拉什和德芒雄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派。
    作为社会学家杜克海姆，是法国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注重对社会整体结构及各种社会现象的分析，注重对社会演进过程的探讨。正是由于这一学派自身注重历史时间的立体研究和主动走进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于是便展开了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并且宣称：“历史学只有在解释的范围内才是一种科学，人们也只有在比较的同时才能解释；--然而一旦开始比较，历史学就与社会学毫无区别。”[3]虽然社会学取代历史学是不可能的，但这种思维方式却为布罗代尔所继承。他于1958年撰写的《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便以长时段为视角和中介，成功地从历史学走向了社会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两人都被认为是出色的历史社会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