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勇于创新：从长时段理论到“经济世界”理论
    布罗代尔在对年鉴前辈和年鉴第一代大师的学术创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其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始终追寻和探求人类社会总体的历史；人类社会总体史的历史从来就是活生生的，以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的活动为主体的人的历史；为了追寻和探求人类社会总体的历史，必须打破学科壁垒，进行跨学科研究。因此，可以这样说：总体史思想，是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核心；以普通民众活动为主体的人的主体性原则，是布罗代尔所倡导的总体史思想的根本治史原则；打破学科壁垒的跨学科研究，是布罗代尔所倡导的总体史思想的基本治史方法。
    对于年鉴前辈和年鉴第一代大师的学术创建，布罗代尔不仅善于继承，从而形成了其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而且更是勇于创新，从而造就了其史学思想的自我特色。布罗代尔的学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作为其史学思想核心的总体史思想，在时间纬度和空间纬度两个层面进行了决定性地创新，分别造就了其著名的长时段理论和“世界经济”理论。第二，对作为其总体史思想根本治史原则的人的主体性原则，在对总体史思想进行创新的学术实践中得到了贯彻，成为其总体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第三，对作为其总体史思想基本治史方法的跨学科研究，在对总体史思想进行创新的学术实践中得到了深化。在对经济史的跨学科研究中，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所作出的影响深远的史学性解释，是布罗代尔在跨学科研究中勇于创新的最好体现。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对总体史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是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精髓。
    布罗代尔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时间量度。也就是说，历史时间可以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这三种时段处在历史运动的不同层次，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和作用。要研究总体的历史，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层面的短时段，而要重视经济社会文明等层面的中时段，更要重视地理环境等层面的长时段。短时段可以称为个人时间，是转瞬即逝的时间，是历史学家最熟悉、最擅长的时间。短时段的历史也就是“事件”的历史。中时段可称为社会时间，“供我们选择的时间可以是10多年，25年，甚至是康德拉捷夫的50年的周期”[7]。中时段的历史也就是“局势”的历史。长时段可称为地理时间，是“一种缓慢流逝、有时接近于静止的时间”[7]。为了把握总体的历史，从而写出真正的总体史，布罗代尔主张史学家应该学会不太熟悉的中时段和长时段的运用，特别是长时段的运用。因为在他看来：“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他们要熟悉的时间是一种缓慢流逝、有时接近于静止的时间。在这个层次（不是别的）上，脱离严格的历史时间，以新的眼光和带着新的问题从历史时间的大门出入便成为合理合法的了。总之，有了历史层次，历史学家才能相应地重新思考历史总体。从这个一半处于静止状态的深层次出发，由于历史时间裂化产生的成千上万个层次也就容易被理解了；一切都以半静止的深层次为转移。”[7]此外，在布罗代尔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为有用的渠道，也是各门社会科学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之一。很显然，对长时段的掌握与运用，无疑有助于凭借更为可能与广泛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以新的眼光和带着新的问题去研究总体的历史。
    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一书中，布罗代尔以其独特的三层分立的历史时间观，把他所阐释和倡导的长时段理论成功地付诸了实践。《地中海》全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地中海的地理环境。首先讲述地中海周边半岛上的山脉、高原、平原，地中海中心地带上的海域（包括浩瀚的大海和海中的岛屿）和沿海地带的陆地。其次讲述更大范围的地中海世界。这其中包括被布罗代尔称为“地中海第二面貌”的撒哈拉沙漠、欧洲和大西洋。接着讲述作为一个自然单位的地中海的气候。最后讲述当时地中海共同的人文条件。这主要包括道路（陆路、水路）、城市、以及城市与道路的互动变迁。在这里，布罗代尔讲述的就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复开始的周期性历史”[8]，也就是长时段的历史。费弗尔认为，布罗代尔对地中海世界长时段历史的这种描述，在某种意义上是革命的：“作者决定在‘政治’这一名词的最广泛的含义上，将西班牙政治的大致图景纳入到其历史和自然的背景中去，他研究了那些使人们的意志不知不觉受其影响和为其左右的经常性力量，他对这种起着引导、阻碍、遏制、推动、促进作用的力量的分析是前无古人的。这一摆布人类命运的力量，轻描淡写地用一个词来说，就是地中海”[9]。
    布罗代尔在全书的第一部分对地中海地理环境浓墨重彩般地讲述，也就是说对地中海世界长时段历史的揭示，会不会使他的长时段理论走进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序列呢？回答是否定的。布罗代尔是从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的生活、生存方式的视角去讲述山脉、高原等自然景物；从普通民众相互交往的考虑中，讲述了更为广阔的地中海世界。而对道路与城市的讲述，融入的正是人文要素。布罗代尔认为，他所讲述的这种几乎静止的长时段的历史，其实就是人同他的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而在这部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中，“让我们再说一遍：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地理区域，而是人，是主宰或发现这些地理区域的人”[8]。
    全书的第二部分考察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首先是经济，包括人口数量，贵金属、货币和价格，以及贸易和运输。其次是各个帝国的起源、能力和弱点，以及各个社会的封建领主、有产阶级、苦难者和盗匪的活动。接着是各种文明自身的多变与稳定，以及各种文明之间的重叠覆盖、传播与对抗。最后是战争的各种形式。布罗代尔在这里考察的是百年趋势也就是中时段的历史。在布罗代尔看来，这是在静止的历史之上，“显现出一种有别于它的、节奏缓慢的历史”[8]。在这一历史层面上对经济、国家、社会、文明进行考察，“最后是试图显示所有这些根深蒂固的力量，在战争这个范围内怎样起作用”[8]，因为“战争不是一个纯属个人责任的范畴”[8]。费弗尔指出，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世界中对中时段历史的这种考察，“列举了各种特殊的但又有稳定存在性的力量，在这些非个人化的、集体性的力量能够用日期标出其存在的时间，也就是说，它们是在16世纪下半叶即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在位期间起作用的力量”[9]。
    全书第三部分讲述事件、政治和人的历史，主要是地中海的大国西班牙和土耳其争霸地中海的过程（战争和军事同盟）。布罗代尔在这里讲述的是传统历史的部分，“换言之，它不是人类规模的历史，而是个人规模的历史--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8]。这也就是短时段的历史。费弗尔指出，布罗代尔所讲述的地中海世界短时段的历史就是各种事件，就是一大堆杂乱无章和变动不居的史实。“这些事件往往受到第一部分中所研究的经常性力量的摆布，受到第二部分中列举的稳定性存在力量的影响，但偶然性也在发挥作用，从而在总趋势的前景下描绘出最出色和最出人意外的画卷”[9]。
    布罗代尔把短时段的历史放在他的三层分立的历史画卷的顶峰，强调它自身的转瞬即逝、杂乱无章和变动不居的特性，强调长时段、中时段的历史对它的制约作用；这是否就意味着布罗代尔轻视短时段的历史，忽视事件与人的历史的主体性呢？可以说，《地中海》一书出版后，这个问题不断有人向布罗代尔提出，以致布罗代尔不得不再三表示：“我承认，由于我不是哲学家，我并不很想详尽地论述这样多已向我提出的并且还将继续向我提出的关于事件的意义或者关于人类的自由的问题”[8]。但是，对这样的提问，布罗代尔还是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指出行动范围的狭窄有限性，就是否定了个人的历史上的作用？我认为不是。--当我想到个人的时候，我总是很想着看见他被囚禁在他自己勉强制造出来的命运里，被囚禁在一幅在他的前后构成了‘长期’的无限的远景的风景画中。在我看来，在历史的分析解释中，最终取得胜利的总是长节拍。--这种长节拍否定大量事件，否定所有那些它不能卷进它自己的水流中的并且被它无情地排开的事件。它当然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偶然性的作用。论气质，我是‘结构主义者’，我很少受到事件的激励和推动，只是一半受到形势--这种具有同一标志的多起事件的组群--的激励和推动。但是，历史学家的‘结构主义’与在同一名称之下烦扰人类的其它科学的提法风牛马不相及。他不是把人引向表现为函数关系的数学抽象，而是引向生命的根源，引向生命所具有的最具体的、最日常的、最坚不可摧的、最不具名的和最人道的事物”[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