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的外交是其国内政治的反映、延续，而一国的国内政策也是会折射到其对外政策之中，这种折射可能是全面的，也可能是局部的，可能是较长时期的，也可能是仅仅存在于极有限的时段之内。以“门户开放”为标榜的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北亚政策基本上是针对“满洲问题”的，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和发展。此时段正是东北亚国际格局发生激烈动荡和巨变的时候，也正值美国的国家政治转向帝国主义扩张阶段，美国在东北亚的外交政策更集中地体现了此时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随着国家利益需求的变化，也会在适当条件下向对手“关闭门户”。政治与经济的运动法则决定了体现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原则，无论它们被装饰得多么的神圣[1]（P2-4），都是“利己主义”的；手段和旗号可能变化多端，但都是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也许这种政策在对象国中或所针对的国际关系当中产生了某些“利他”的后果，但它首先代表的和实现的一定是美国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而那些利他的后果只是“意外”的副产品而已。
    一、1895-1903年东北亚的国际争端
    1.“华夷秩序”被颠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标志着存在于“东北亚”的千年“华夷秩序”彻底崩溃。那些冲击该体系的力量继续他们的博弈，同世界其他区域的国际关系相配合，在东北亚构建新的区域国际格局。中国仍然是此时国际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但地位是每况愈下，而那些“华夷秩序”的破坏者则是步步紧逼。此时上升为主动、积极进取地位，并投入主要精力的有日本、俄国；英、德、法等欧洲列强则是把在东北亚的利益作为其各自在全球战略大棋局中的棋子，进行权衡和折冲；而美国则是乘国势上升和顺利扩张的势头，权衡利益得失以便确定实施的手段。
    作为“华夷秩序”的核心，中国尽管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屈辱，但是无论从中国的政治心理，还是综合实力方面，其“优越感”和在国际关系中的实际地位，都还没有彻底被摧毁；作为向这个体系发起挑战的欧洲资本主义列强，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同样也没有将这个千年秩序彻底踩在脚下[2]（P110-15）。列强所要达到的目的还停留在与“贸易”紧密相关的层面，还未发展到试图控制和建立新秩序的阶段，只是希望利用和介入原有的秩序或改造过的传统的秩序增进自己的商业利益[2]（P11）。但是中日甲午战争的过程和结果都极大地颠覆了中国的地位，颠覆了在东北亚业已存在了千年的国际格局，中国再也无法决定东北亚时局的发展了，其东北亚的核心地位被蜂拥而至的列强冲击得支离破碎，并被取而代之，尤其为日、俄所左右。
    2.中东路的阴影。19世纪80年代俄罗斯完成了工业革命，尽管水平还远不及西欧，但是足以推动俄国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俄罗斯封建主义的领土扩张传统，此刻又增添了帝国主义的资本扩张因素。为了蚕食弱小民族利益和与列强竞争，1887年俄国沙皇决定建设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作为它向东北亚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大动脉；甲午战争之后，急速地向它在东方新崛起的竞争对手--日本逼近。1895年该路就已经修到了中国边境，在其到达终点海参崴之前，为了更有效地攫取东北亚的军事和经济利益，有一段约1500～2000俄里的铁路需要穿越中国东北北部，后被称为“中东铁路”或“东清铁路”。在他国领土上建设这样一条漫长的铁路“没有军事占领是办不到的”[3]（P90-91）。为了垄断满洲，俄国千方百计迫使中国清朝政府与俄国签订独占性质的条约--1896年中俄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通称《中俄密约》），规定战时两国陆、海军进行合作，互相支援，俄国军舰可以进入中国任何港口；同意修建中东路；并在1898年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和《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约定了俄国在辽东半岛及其所属海域的排他独占地位和修建中东铁路至旅大的支线--南满铁路的权利[4]（P741-742）。围绕这段被称为中东铁路的修建，引起了东北亚在甲午战争后的严重的国际争端，进而演变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的国际争端。
    3.日本寻求同盟、争夺满洲。原属于传统的“华夷秩序”中一员的日本，经过19世纪中期的西方冲击，在1868年实现了“明治维新”并迅速加入颠覆东方秩序的帝国主义行列，在甲午战争中击溃东方秩序的核心--中国的抵抗。日本此举意在展示在东亚的霸权、攫取扩张利益，但必然地与列强、首先是俄国的殖民利益发生了冲突，日本虽取胜，却扮演了为列强“火中取栗”的角色，在俄、德、法的联合抵制下，不得不把中国的辽东半岛从“战利品”的清单中删除。俄国认为，绝对不可以让日本进入满洲，并表示俄国将不惜使用武力[5]（P156-159）。另外，俄国在辽东半岛需求不冻港，已经成为俄国的一项基本国策[6]（P146）。德国为了减轻与列强竞争的压力，极力拉拢和讨好俄国，同时也为了在东北亚拥有发言权，不惜对一向友好的日本发难，鼓动沙皇对日本持强硬立场[3]（P75-76）。1897年，德国以干涉还辽有功和曹州教案为由，向中国的清政府强行索取了胶州湾；俄国则以助华威慑德国和干涉还辽有功，以及《中俄密约》的约定为由，于1898年初强租了旅大，德俄两国沆瀣一气，行瓜分中国之举[7]（P175,P209）。1899年，俄国将旅大租借地擅自改为“关东州”，直接进行殖民统治；英国则以抗衡德俄为由于1898年5月强行占领、租界了威海卫。在中国京畿的门户地区，也是东北亚的中心地带，列强各怀鬼胎，虎视眈眈，枕戈待旦。与此同时，日本倍感势单力孤，遂取“远交近攻”之策，联络英、美同俄国对抗[6]（P156）。同时也极尽折冲之能事，只有一个目的：与俄国一样取得在满洲的垄断地位，以弥补本国资本竞争力的不足[6]（P206），用国家的力量造成在殖民地的垄断地位，获取军事和经济利益。日本开始陷于东北亚国际斗争的漩涡中心。
    4.义和团运动与满洲门户开关之间。列强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以及清政府将狭隘的王朝利益置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所给下层民众造成的极大的物质和精神创伤，1900年在中国的北方激起了大规模的民间“灭洋”运动--义和团运动，再一次搅动了东北亚的国际关系。在东北义和团运动的显著特征是打击俄国侵略者，几乎所有中东铁路沿线的车站、码头、护路军哨所和铁路桥梁均遭到攻击[8]（P307）。伺机而动的列强则借口保护本国国民的生命和财产，竟然联合将军队开入中国境内形成“八国联军”干涉行动。然而让列强满载而归的《辛丑条约》并没能让所有入侵者就此罢手，俄国竟然继续将其十几万正规军和“护路队”滞留在中国的东北，试图凭借其天时地利，用军事实力彻底将满洲大门关上，实施独占统治。不仅拒绝日本提出达到“满鲜互换”建议，试图趁势将日本永远拒于东北亚大陆之外[9]（P102-103），同时还试图利用武力讹诈、胁迫清廷签订将东三省殖民化的《十二条约稿》、《最后约稿》和《银行协定》，俄国的狂妄企图再一次激化了同英、日、美的矛盾，催生了1902年2月第一次《英日同盟》，也为争回些许国权的中俄1902年4月的《交收东三省条约》画上句号。
    从东北亚区域开始，老牌帝国主义和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瓜分世界的狂潮，为了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而谋求独占与反对他人独占的斗争成为了鲜明特征。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朝鲜问题”和“满洲问题”，尤其是“满洲问题”，成为当时与“巴尔干问题”、“非洲问题”、“拉丁美洲问题”并列的国际政治的热点问题，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全部卷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