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俄国意识到东北亚格局的玄机和即将到来的与日本的激烈竞争，于是趁势加紧了迈向满洲的步伐：成立了“中东铁路公司”和具体运行公司的“华俄道胜银行”，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一系列的旨在垄断满洲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行政管理等方面权利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则更加明确了在东北亚扩张的线路图：向英美靠拢，牺牲中国、朝鲜，攻击俄国及其同盟者。
    3.积极的“参与者”。甲午战争后日、俄双方都希望和美国利益发生这样的牵连，以便于一旦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会倾向于自己一方[10]（P427）。此时美国的决策者对于东北亚的政策虽然有所转变，但是还是十分谨慎的，极力避免在利用他人的时候反被利用，被卷入并非保障本国利益的纠纷甚至战争中。为了打消在夹缝中生存的朝鲜人的误解--幻想美国人总有一天会给朝鲜以帮助，美国政府给自己在朝鲜的公使指示“干涉朝鲜内政并不是你的职责以内的事”；当该公使不能保持在朝鲜的“绝对中立”时，美国政府就及时地将他撤换了。谢尔曼国务卿指示新任公使说：“东方的敌对目的和利益会在朝鲜找到一个方便的逐鹿场，作为绝对中立方的美国及其代表，应该不要说可以被解释为有违于任何关系国之嫌的话，或是做任何这样的事。这类言行不仅本身不适当，而且会有不良和不幸的后果，致使朝鲜人本身在朝鲜统治者所采取的一切内政政策的目的上，视美国为他们当然的，和唯一的与国。”[10]（P428-429）。而俄、日两国却建立起来“俄日协商”路线， 签署了《俄日关于朝鲜问题备忘录》和《西一罗森协定》，共同主宰东北亚事务，进行排他性的“分赃”外交活动。美国人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尽管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但是已经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1896年，美国国务卿奥尼尔命令驻华公使田贝“要使用一切适当的手段扩大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13]（P104）。正当俄国取得“中东铁路”的建设权及相关的独占权利的时候，美国的几家大型公司联合组成了“华美合兴公司”，向清政府提出承揽中国东北铁路工程，其路线和建设意图几乎与“中东铁路”完全相同[3]（P79,P97-98）。激烈的竞争导致俄国满洲铁路的项目一时搁浅。不过俄国没有放弃，而是利用“隐秘”的手段终于使“中东铁路”的一切计划付诸实施，之后又独占了旅大。美国在以后投资中屡遭败绩，相关的工商业集团和一些政治家“意识到俄国是美国投资事业的严重障碍”，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抵制俄国在东北亚的垄断行为[14]（P125-126）。可见， 美国在东北亚虽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相对俄、日的势力来说，还远不是主导因素。外交决策者和少数人已经意识到的，但缺乏国内足够的动力和国家力量的支撑的“潜在利益”，美国的外交决策者决定尽可能地用外交的手段去实现。
    1897年上台的麦金莱总统入主白宫后，在全神贯注地准备美西战争的同时，分出精力关注一下东北亚的形势，连续撤换了两位“处理对华事务不力”的国务卿，在1898年9月起用了老资格的东方事务外交家约翰·海；此外，麦金莱还任命了主张在中国问题上对列强采取强硬立场的康格代替了田贝任驻华公使。麦金莱和约翰·海认为，在该地区的问题不能采取美国在拉美以及菲律宾所采取的军事或吞并的手段。于是借英国前来游说美国共同采取措施防止东北亚地区形成“门户关闭”局面的时机，约翰·海将美国的政策整理成以“门户开放”为旗帜的声明，在1899年9月至11月以照会的形式分别送交给英、法、德、俄、日、意等国政府。 这个被称为“门户开放”政策宣称：“每一个国家，在其影响所及的相应范围内，第一，对其在中国的所谓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干涉。第二，对于上述利益范围内，除自由港外的一切口岸的一切货物，无论属于何国，均通用中国现行约定税率。其税款概由中国政府征收。第三，在此种‘范围’内之任何口岸，对进出港之他国船舶，不得课以较本国船舶为高的港口税。又，在此种‘范围’所敷设、管理或经营之铁路，运输属于他国及其商民的货物，所收运费，在同等距离内不得较其对本国商品运输的同类货物为高。”[15]（P129-130） 对此各国自然都看清了美国的言外之意，所以，除了俄国之外都表示接受。俄国认为，这是专门针对俄国的；如果放弃中东铁路合同中的“减税”和“自定运价”的特权，这无异于让俄国在满洲乃至东北亚的一切努力都前功尽弃，中东铁路将成为他人的工具，满洲也将成为倾销外国商品的基地[3]（P211-213）。俄国在实质上拒绝了美国的“门户开放”的要求，同美国形成了对抗。美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一面高举门户开放的大旗，使之成为美国处理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公开的原则。另一面让这面旗帜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筐，美国不同时期的对华政策都可以放在其中，而绝非一条永恒的政策或原则。
    就在“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不久就遭遇了义和团运动严峻的考验。美国干涉军2500人相对于1.9万人的进攻直隶的八国联军来说虽然人数不多， 而且也少有关于美军在华军事行动的记载，但这是美国军队第一次踏上中国领土实现军事和政治目标，这无疑是美国对华关系的一个重要事件。历史上绝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政策虽然是政治性的，但是却遵循非军事途径解决[10]（P160）。八国联军入侵后的局面：一面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倾向加重，尤其是俄国已经出动了十几万大军占领了整个满洲；另一面是来自中国民间的仇洋和反清政府运动高涨，清政府摇摇欲坠。美国政府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并且存在如此激烈的仇洋情绪的国度中，此时动武以至造成列强军事占领、中国被瓜分的局面，对于尚无充足力量投入东北亚方向的美国来说，是极其不利的。要想以最小代价发展美国的利益，要想阻止列强瓜分而自己却难以插手的时刻，最好的策略是防止清朝政府不至因此战而崩溃，否则美国利益将毁于美国无法控制的战乱之中。美国对华政策重要的影响者之一、 前国务卿西沃德认为，因为内外交困而虚弱，才不得不听命于美国，按照美国的原则行事的，一个享有主权的清政府，统治着众多根本无法驾驭和征服的人口，对美国是有利的[14]（P84）；“拯救清政府”于水火之中，还能改善美国人在中国人心目中“追随欧洲列强”牟取“渔翁之利”的形象。所以，1900年7月3日美国再次提出了“门户开放”照会，被称为“第二次门户开放宣言”，其中增添了“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受到俄国压力的英、日等列强自然乐得有美国领头向俄国挑战，尽管没有谁是要认真落实诺言，但是很快就予以响应，纷纷表示绝不侵占中国领土，绝不谋求侵害中国主权。俄国发现自己再次被当作了目标，因为只有俄国占领了大片中国的领土，褫夺了中国多项主权，所以俄国对《辛丑条约》阳奉阴违，拒不撤兵，并加紧向清廷索取更多的垄断权益，酝酿《中俄银行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