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初，戴高乐从报纸上获悉“三巨头”又将举行一次会议的消息， 他预感到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对于三大国，说到底是美国把法国排斥在外的做法，戴高乐异常气愤。盟国这一举动，对戴高乐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努力，自是一大挫折。1月15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正式照会美、英、苏三国， 强烈要求参加即将举行的盟国最高级会议。同时严正声明：“如果没有法国参加就作出直接或间接关系到法国的政治或经济事务的某些规定，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当然不受这些没有它参加而作出的决定的约束，因此，这些决定就是无效的。”①
    一
    实际上美国统治者早就决定不让戴高乐与会。1944年11月18日，还在会议酝酿的时候，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电报中就表示：“在我看来，法国临时政府不应参加我们下一次的会议，因为那样一种争吵的局面将使我们的基本问题更复杂。”② 12月6日，罗斯福再次提醒丘吉尔：“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 即任何想让戴高乐参加我们三人的会议的意图，都只能使情况复杂化和令人不愉快。”在“三巨头”中，虽然斯大林和丘吉尔对让戴高乐与会并不持热心态度，但真正反对的只有罗斯福。
    美国决定不让戴高乐去雅尔塔，同时也清楚认识到，在美法关系纠纷不断的情况下，此举必将导致新的风波。因此，美国想方设法，意在把“这片苦药裹上糖衣”，让戴高乐“吞下去”时感到顺喉一点。在1945年1月6日的总统国情咨文中，罗斯福特意加进了几句对法国表示友好的话，当然，这是霍普金斯力促的结果，罗斯福本人则以为“没有必要”。国情咨文赞扬了在1940年拒绝投降、不甘屈服的那些法国人，表示“承认在持久解决德国问题当中法国的重大利益和它在实现国际安全方面所能作出的贡献”。罗斯福的顾问们相信，这番话标志着美国对维希政策的彻底结束，戴高乐定会明白这一点。
    在雅尔塔会议前夕，罗斯福派霍普金斯作为“特使”前往巴黎，以期冲淡一些影响。霍普金斯在巴黎首先同法国外长乔治·皮杜尔举行了会谈。他明确承认“美法关系处于相当的低潮”，表示“现在该是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并予以矫正的时候了”，希望“通过坦率地承认以往的分歧”，并“将其一笔勾销从头做起”来改善双方的关系。③ 在1月27日霍普金斯与戴高乐的会谈中，他表示“美国和法国应面向未来”，“互相协作和完全相互信任”，从而使两国关系走出死胡同。可是，戴高乐仍在气头上，他的答话既很不热情，又寸步不让。他反问霍普金斯：“如果你们真的认为法美关系不应如此，为什么又不采取一些行动呢？一个办法就是邀请法国去雅尔塔嘛！”霍普金斯陈述了罗斯福的观点，解释了美国对法国深感失望的原因。戴高乐则追述了近70年来法国在三次战争中所遭受的巨大损失，他一一列举了美国“抛弃”法国的种种做法：希特勒吞并欧洲时，美国袖手旁观；法国遭人蹂躏时，美国保持中立；当只要答应提供援助就可以使法国继续抵抗时，罗斯福却一再拒绝了雷诺的苦苦哀求；法国被德国占领后，美国一直支持的却是投降德国的法国领导人；从北非登陆到法国解放，美国奉行的也是一种“暧昧”的政策。接着，戴高乐话锋一转，谈到当前：我们感觉不到美国给我们的零星援助“是出于想积极恢复法国实力的政策”，“法国人有这样的印象，你们再也不认为法国的强大对于世界和你们来说是必要的了。”“也许，事实上我们就不配。如果是这样，你们就算做对了。但是，万一我们重新站起来了，那你们就算做错了。不管怎么说，你们的态度是要把我们从你们身边推开。”④ 这次会见一开始就充满寒意，结束时更是冷若冰霜。戴高乐把对美国的不满一股脑儿全发泄在霍普金斯身上。霍普金斯事前就明白巴黎之行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但没料到结果竟是这样。他不愿空手而归，在第二天与皮杜尔共进午餐时，霍普金斯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或许可以安排戴高乐参加雅尔塔会议最后阶段的政治商谈而不参与前期的军事讨论。同时，他向皮杜尔转达了罗斯福的“真诚希望”：在雅尔塔会议结束的归国途中，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一法国领土上与戴高乐会晤。2月4日，雅尔塔会议开幕。2月5日，戴高乐发表广播讲话，再次声明：法国不受在它没有出席的会议上所作决定的任何约束，法国军队必须参加对德国的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