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3年到1944年，罗斯福在各种场合反复说过，他不能再让法国控制印度支那，印度支那必须置于联合国家的托管之下，直到它有条件能够自治为止。1943年12月，罗斯福对一批美国外交官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戴高乐之间将会有很大的纠纷。”“但这事必须解决”，“和平必须靠武力来维持，……必须有一支世界警察部队，他们要有用武之地。”（16） 1944年底，鉴于法国中央政权在国内的建立，以及英国对美国的非殖民化主张的坚决抵制，使美国开始担心战后难以在印度支那实行托管。1945年1月初，罗斯福在同霍普金斯、斯退丁纽斯讨论托管问题时，霍普金斯指出：以前由日本控制的殖民地和委任地与联盟国家比如法国的委任地是有明显区别的，“把托管的原则使用于一个友好盟国拥有主权的领土，那是困难的。”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在雅尔塔会议上通过的托管计划，规定托管只适应于三类地区：国际联盟现有的委任地；从战败国分离出来的地区；以及其他自愿接受联合国管理的地区。这一方案同罗斯福过去雄心勃勃的想法是相距甚远的。
    1945年3月9日，垂死挣扎的日军在印度支那向法国驻军发起了进攻，戴高乐立即要求在中国境内的美国空军予以援助。罗斯福虽拒绝了这一要求，但他却对自己的顾问查尔斯·陶西格说，如果法国答应最后将给予印度支那独立的话，他将同意由法国在那里实行托管。3月16日，罗斯福从卡弗里那里获悉， 戴高乐在请求美国援助驻印度支那的法军的同时，还提出警告：如果美国不帮助法国恢复力量，就会迫使它变成“一个在俄国人保护下的俄国加盟共和国……”戴高乐说：“一旦德国垮台后，俄国人就会朝我们而来……我们不愿意变成共产主义者，我们不愿落入俄国人的势力范围中，但是，我们希望你别把我们向俄国人那里推。”（17） 戴高乐这番威胁之词肯定起到了作用。两天后，罗斯福命令美国空军援助印度支那的法军，前提是这一援助不得干扰对日作战。到此时，罗斯福已经意识到，“要在1945年推动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既不是合适的时间，也不是合适的地点。”
    从以上我们看出，尽管美国不愿让法国在战后充当大国角色，并多方从中阻挠，但法国经过斗争努力，还是基本上获得了它的“准大国地位”。这里的基本原因有四点。其一是法国自身力量的增强和本身地位的提高。解放后，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保证了国内政治、经济的基本稳定，并逐步走向恢复；另一方面，尽可能把武装力量投入对德的最后作战。这使得解放后的法国同过去分裂、投敌的法国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提高了在世界上说话的分量。其二是英国的支持。在战争中日渐衰弱的英国，要在战后发挥作用，需要法国作为自己的伙伴，这一点是英国政界的共识。1944年9月，丘吉尔在下院演讲中明确表示：“再一次看到一个强大、独立和友好的法国尽早崛起，是陛下政府、英国国家和英联邦以及帝国的目标、政策和利益之所在。”所以，在涉及战后安排上尽管美国反对，苏联也不支持，英国与戴高乐也有矛盾，但丘吉尔和艾登总是竭力为法国说话。其三，美国政府内的部分人士也反对继续推行排斥法国的政策。他们认为，美国“对法国的外交政策，不应由一时碰巧在我们两个国家中执掌政权的人物来左右。戴高乐将军曾为法国做过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他使得他的人民重新扬眉吐气，……重要的事情不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暂时的首脑，而是组成那个伟大国家的四千万法国人”。（18） 他们力主给予法国“在世界事务中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的地位，不断敦促和劝告罗斯福缓和美法两国的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美苏矛盾的上升迫使美国开始重新考虑它的全球战略。在雅尔塔会议上以及其后，苏联在波兰等问题上的立场，使罗斯福对战后前景开始感到担忧。他在1945年3月29日对丘吉尔说：“我一直怀着忧虑和怀疑的心情注视着雅尔塔会议后斯大林态度的发展。我深深意识到这种危险的情势不仅会危及目前的事态和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协议，而且会危及旧金山会议和未来的世界合作。”（19） 丘吉尔对苏联的怀疑和敏感远早于罗斯福，也远甚于罗斯福。可以说，丘吉尔这个见广识远的国际政坛老手，从来没有对战后与苏联合作存有幻想。罗斯福向这位盟友吐露心迹，表明他已清楚地看到美苏之间正在发生的变化。他意识到，美国再继续推行过去的对法政策，不仅已经不切实际，而且蕴含着危险。从霍普金斯出使法国，雅尔塔会议上对法国要求的基本满足，以及在法属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转变，我们不难窥视出罗斯福对法政策的某种变化。虽然罗斯福直到逝世也没有摒弃他对戴高乐存有的不满和偏见，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已经决定，不能让这种对个人的不满态度过多地影响对整个法国的政策。这一点，只不过是他没有也难以明言而已。
    注释：
    ①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下），第401-40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② 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 The Complete Correspondance, P.394,Prinston,1984。
    ③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506页，商务印书馆，1980。
    ④ 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上册，第415～416页，商务印书馆1978；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上），第85～8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⑤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第154～155页，三联书店1978。
    ⑥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519～520页，商务印书馆1980。
    ⑦ 三份文件的全文见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下），第408～40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⑧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下），第41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⑨ 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第254～255页，商务印书馆1975。这份声明经修改后，措辞仍相当尖刻。
    ⑩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下），第41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11） 拉乌尔·阿格隆：《戴高乐与罗斯福》，第19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12）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520页，商务印书馆1980。
    （13） 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第254页，商务印书馆1975。
    （14）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上），第9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15）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下），第41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16）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第656页，商务印书馆1984。
    （17）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第728页，商务印书馆1984。
    （18）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第728页，商务印书馆1984。
    （19）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第728页，商务印书馆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