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洋贸易的研究著述很多。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宋代市舶司与市舶条例》、桑原骘藏《蒲寿庚考》等著作的问世，开启了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研究的先河。迟至八十年代初，陈高华、吴泰先生合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中国学者逐渐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随后，漆侠先生《宋代市舶抽解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台湾学者李东华《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大学，1991年），李金明、廖大珂先生《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1995年，广西出版社），宁志新先生《试论唐代市舶使的职能及其任职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唐代市舶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陈高华、陈尚胜先生《中国海外交通史》（1997年），黎虎先生《唐代市舶使与市舶管理》（《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王川先生《论市舶太监在唐代岭南之产生》（《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李金明先生的《漳州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黄纯艳先生的《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等论著均涉及海外贸易管理制度问题的探讨，但基本上是各个区域或单个港口的地理、社会、经济问题，难以抽象研究海洋贸易管理的全貌，并加以对比分析；其次，相关研究大量集中于航运和贸易方面，相关的人群组织形态、管理行为形态，并不是它们的关注点。
    海洋人群的管理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海商和海盗的研究在史学界并不罕见，但主要被放在海外贸易史中去研究，也有被放在明清商业史去专题研究的。傅衣凌先生就在《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中提到明代福建海商。而海上交通史研究中也有不少涉及海商及其管理行为与组织的，例如廖大珂的《宋代海船的占籍、保甲和结社制度述略》（《海交史研究》2002年第1期），陈伟明的《明清粤闽海商的海上营运架构》（《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1期）等等，研究已触及海商的管理制度、组织和行为，只是尚未上升到海洋人群管理的层次。与海商研究紧密相关的海盗人群的研究，近年来在海洋贸易史、海关史、海防史中频频出现，其中涉及海盗的管理组织形态的文章有张增信的《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台北：“中国”学术奖助委员会，1988年）、张增信的《明季东南海寇与巢外风气》，（《中国海洋发展论文集三》，南港：中山人文所，1988年）、松浦章著，刘序枫译《清代的海上贸易与海盗》（《史联杂志》第30，31期，1997年）、张中训：《清嘉庆年间闽浙海盗组织研究》（《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二辑，台北：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90年）等等，但由于原始史料的稀缺，更未将这种底层的民间海盗的自发管理视为中国海洋管理的一部分，研究更多的是对其剿抚的方法。渔民、疍民作为一种海洋性人群他们的管理研究在史学界相当罕见，原因主要仍是第一手史料难以搜集，偶有发现也难以展开研究，这两种海洋性人群仍基本处于历史的失语状态。但相关学科对其却有一定的研究，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他们多用田野调查以代替稀缺的文献资料，也已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积累，但大多仍只局限于特异的民俗事项和族源考证上，尚未扩展到其自发的管理组织形态研究。海洋性人群的管理研究应该说涉及了海洋社会、人文的各个方面，既有的研究往往将其视为陆地人群管理的延伸和扩展，仍然忽视了中国沿海区域的海洋人文传统。真正将海洋人群的研究纳入海洋整体视角研究的文章是杨国桢先生的《中国船上社群与海外华人社群》（收录于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其打破旧范式中复写（transformation of paradigm）的海洋整体史研究角度尤其值得深思。
    随着中国海洋研究的深入和普及，关于中国海防史的研究近年来开始增多起来。代表性的有杨金森、范中义著《中国海防史》（海洋出版社2005年10月版）；史明星《中国历代海防发展概览》（《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和《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关于地方海防史有驻闽海军军事编撰室编《福建海防史》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4月版）；卢建一著《闽台海防研究》（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是一部系统研究闽台海防关系，阐述闽台海防历史变迁的专著；王日根的《明代东南海防中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从敌我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明代海防政策的演变及其效果。
    总之虽然学术界在中国海洋管理史研究中已取得了上述一些成果，但从总体上说现有的中国海洋管理史研究缺乏中国海洋社会人文发展史的系统的学术视野，缺乏既有行业发展史、海洋贸易史、海洋交通史、海岛开发史相关研究之间的整合，更缺乏与国外海洋管理史的比较研究，中国海洋管理史研究还有相当的学术空间。
    三、海洋史学框架下的中国海洋管理史研究
    中国海洋管理史的研究既是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课题，又是海洋管理学的课题，因而需要跨学科的“科际整合”，特别是中国海洋管理研究与中国海洋管理史的研究迫切需要相互借鉴。
    （一）树立海洋史学的学术框架
    正如杨国桢先生所说“海洋史学是海洋视野下一切与海洋相关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研究，从理论上说，包括海洋的自然生态变迁的历史和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海洋社会人文发展的历史。它与原有涉海的各种专门史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海洋为本位的整体史研究，在于它以海洋活动群体为历史的主角，并从海洋看陆地，探讨人与海的互动关系，海洋世界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的互动关系”（13），我们的研究和以往的海洋史管理的相关研究不同之处在于：以海洋为本位的思维方式，以海洋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研究的出发点，脱离农业文明的研究框架，以海洋的独立视野研究中国古代的海洋管理，从农业思维中解放出来，从传统农业文化话语的历史文本中发掘古代海洋管理的人文信息，破除重陆轻海的观念，发现海洋管理中将海洋产业附属于农业，陆海不分、管理混乱的传统惯性与惰性。
    （二）运用“科际整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海洋管理
    “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架构的特色，在于‘科际整合’，科际整合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股强劲的国际学术潮流，是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催生剂。”（14）中国古代海洋管理的研究并不是单纯的史学研究，具有跨国界、跨学科研究的特点。由于各学科都有本学科既有的知识传统、思维方式和概念体系，同样面对海洋及人类海洋发展所产生的事物，使用同一个词语往往存在歧义，只有经过概念磨合，才能实现对接、融合。历史学的涉海研究，已形成多个主题领域和专门史分支，但研究成果很难简单相加为整体史，关键也在于概念体系没有磨合。为此，我们将按照杨国桢教授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对概念内涵外延加以调整和补充，为跨学科研究找到了契合点，力图打通海洋社会经济史与海洋管理学科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