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影响世界史学科发展、涉及史学思想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欧洲中心论即西欧中心论，这是历史观问题；二是认为世界史就是各国历史的总和，这是史学体系问题。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两种观点完全统治了西方史学。从20世纪初以来，世界史学界就不断有人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批评，对世界史学科建设进行了探索。
    最早进行这一探索尝试的是英国人赫·乔·韦尔斯，他在1918-1919年编写了一本《 世界史纲》（1982年中译本是从纽约1971年版译出的），副标题叫《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 》，把人类在历史中的演变和人类在自然中的演变联接起来，把天体之一地球的演变和 生物之一人类的演变联接起来。把这两个联接作为世界史的考察对象，是很有眼力、很 有见地的举动。这表明作者的视野很开阔。这部著作是企图打破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 观和世界史是所有国家历史总和这个框架的重大尝试。它超越地区、国别的局限，以鲜 明的世界观点考察世界历史，按作者说法，他对过去的和现在的事物采取一种通观全局 的看法，即从世界的角度来思考，他不局限于讲西方世界，而是把人类世界历史看作一 出巨大的戏剧，欧洲只是这出戏剧里较后的一幕，而亚洲中央高地、波斯（今伊朗）、印 度和中国等文化是人类这出戏剧里的一部分。作者自认为《世界史纲》描绘了世界从古 到今这幅巨大的图景。他为什么写这本书？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他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整个世界的巨大影响，想寻找一些现实问题的答案。如，为什么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为什么它竟会影响整个世界？国际政治的新安排会怎样？进而探索对整个历史和缔造历 史的普遍动力的看法，了解人类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曾经是什么，因而将会是什么这些 问题。总之，他想从研究人类历史中寻找整个世界事务的“诀窍”。正是寻求这些问题 的答案成为他撰写这部著作的强大动力。这部书是一次宏观研究世界史的尝试，他利用 了微观研究的成果，“这本《史纲》不过是对过去百年内地质学者、古生物学者、胚胎 学者和任何一类博物学者、心理学者、民族学者、考古学者、语言学者和历史研究者的 大量活动所揭示的现实的初始图景加以通俗的叙述。”当然，它还不是不朽的名著，作 者自己说：“这本《史纲》是一部适合于现今用的书--它并不奢望成为一部不朽的著 作。它不过是一种通俗的叙述。”这本书最大的局限性在于用生物进化的观点来研究人 类的历史，历史观是庸俗进化论，它不讲社会历史的发展，不讲社会性质，只是叙述历 史现象。所以，这部著作很难解决他写此书提出的那些问题。这里应强调的是他写此书 的精神。他不是历史学家，是一个写推论性论文和写小说的作家，对于他，写《史纲》 是非常困难的，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可以说，他是对世界历史进行宏观研究的先驱。他 说：“现今的历史学者大多是些学究气十足的人；他们唯恐有微小的错误，而宁可使历 史互不连贯；他们害怕写错一个日期，遗人笑柄，甚至害怕作出可以争论的错误评价。 ”“接受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纲的这项任务，对任何已经成名的历史学权威来说，确 会意味着危及学术名望的灾难；即使作出了这个许诺，普通读者要读到这部书，也还是 要等待很多年。然而，本书作者的地位却有所不同。他在性格上和意愿上与学术界的尊 严相隔有如他与公爵的爵位一样的遥远。这使得他能引起公众对历史的兴趣，而不致像 一个公认的权威那样会招来任何尊严和荣誉上的损失以及恶意批评的危险。”作者在学 术上的勇气的确值得学习。
    大约与韦尔斯著作《世界史纲》问世的同时，在理论上向西方正宗史学挑战，为世界历史认真提出新观点新体系的是所谓形态学派。近代西方史学的正宗是由德国史学家朗克奠基的，它以欧洲尤其是西欧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或本体，并把哥廷根学派提出的15世纪以后的欧洲中心说扩大为贯彻古今的欧洲中心论。形态学派向正宗史学的历史观提出了挑战。其代表人物及著作先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8-1922），后来是汤因 比的《历史研究》（12卷）。他们面对的是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性危机，提出了西方的 前途和命运问题。斯宾格勒认为，要认识西方世界面临的危机，要回答西方的前途和命 运问题，就必须从西方传统的狭隘眼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一种包括全部千万年来 历史的世界形式的远大的、不受时间限制的远景中去考察”世界历史。他深信，西方当 前面临的问题只是一个事件、一个历史片断，只有将它放入历史整体中加以衡量，才能 说明这一事件的意义。这样他把对西方危机的说明，对西方命运的探讨放在对世界历史 整体的研究这个主题中考察。这一看法是颇为精辟的。汤因比在西方被称为“当代最伟 大的历史学家”，主要是指他撰写了12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它与《西方的没落》 回答的是相同的问题。《历史研究》从第1卷到第12卷出版（1934-1961年），前后相隔2 7年时间。由于篇幅太长，书中引用的各种语言的原始材料很多，一般人难以卒读，美 国作家索默韦尔将该书缩写成两卷，这个节录本被译成中文（分为3册），由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主要讨论了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原因 和机制，研究了新旧文明的交替继承，通过这样全面的研究来回答西方文明的前途和命 运问题。他认为，各个文明的历史都是平行的和同时代的，因此，在不同的文明社会之 间应该而且可以进行比较研究。
    斯宾格勒与汤因比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文化形态学或比较形态学方法，把世界历史说成是各种文化的历史（斯说是8种高级文化，汤说26种文化，包括已停滞的5种文明在内），研究世界历史，就是将世界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文化做形态学上的比较，找出各种文化在形态上的相似性和共同点，以此来理解各种文化，通过这种研究来预测西方文化的前途和命运。可见，他们把世界史看做是许多文明的历史，既不同于把世界史看做是各国历史的总和，也不同于把欧洲或西欧看做是世界史的中心和本体，他们认为欧洲文明不过是世界历史上先后发生的诸种文明之一。这些说明形态学派已具有从世界全局考察人类历史的思想。但是，他们对世界史的结论并不科学，在方法上滥用历史类比，牵强附会，在历史观上宣扬英雄史观。斯宾格勒在政治观点上仇视劳动人民，鼓吹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