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是封建骑士兵役制与雇佣军并存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一时期雇佣军在战争中的实践，则进一步加速了封建军队向契约军队的彻底转变。史学界一般认为14世纪初这一转变已经实现。温思顿·丘吉尔认为：“在爱德华一世进行的威尔士战争期间，英国的军事制度由撒克逊时代和整个封建时代的短期服役制转变为长期雇佣制”[11]（p.268）。不过，他又认为，这两种制度在当时仍并存，可见军事制度由封建向契约制的转变是一个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最晚至1330年每个为国王作战的人都领受工资了。”[2]（p.64）
    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的雇佣军主要是来自威尔士和大陆的骑士、步兵和弓箭手。1276-1277年对威尔士的战争中，雇佣斧手100名，铲除行军途中的树木； 雇佣步兵大约15000名，大多数弓箭手来自威尔士边界地区[12]（p.44）。1282-1283年的战争中由内府骑士和贵族侍从组成的三支正规军队，每支军队都配有大约3000-4000名步兵。另外，还有来自加斯科涅的大约15000名弓箭手[12]（p.48）。在1298年对苏格兰的福尔科克一役中，步兵几乎全部来自威尔士及威尔士边界地区，其中有10500名弓箭手[6]（p.689）。大弓（Long Bow）原是威尔士人使用的武器，英格兰人学会了这一技术，在爱德华一世对威尔士、苏格兰的战争中初步应用，并显现了巨大威力。大弓的应用最终导致14世纪欧洲冷兵器时代的一次军事革命，即步兵革命[13]（p.61，p.53）。“在那应用铠甲的时代，步兵第一次得到了能够穿透盔甲的武器。”[11]（p.270） 到爱德华二世时期，“由训练有素的弓箭手使用这种大弓，使战场上增加了大陆国家所没有的一种辅助士兵。在英格兰军队中，盔甲骑士和大弓箭手的作用可以等量齐观。”[11]（p.298）
    无论是领受工资的骑兵，还是大量步兵的应用，弓箭手巨大威力的发挥都离不开强大的经济支柱。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小旗骑士（Banneret）日薪4先令，而其他骑士依据其作战的盔甲和马匹的优劣，日薪由2先令到6便士不等。步兵日薪相对较少，但每天仍需2先令。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每3-6天付薪一次，以满足其日常之所需。”[7]（p.175） 而这一时期军队的规模相对庞大， 通常参加一场战役的步兵约15000名，骑士约5000名。庞大的军费开支， 加上维持被占领区的统治所需的费用，若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是不能保障的。如前所述，全国性税收制度的确立及1272-1294年间与里恰尔迪信贷关系的维持，无疑是爱德华一世能驰骋疆场而无后顾之忧的重要原因。
    三
    议会由贵族会议向代议机构转变，并在14世纪中叶以后作为一种制度存在下来，奠定了近代以来，英国政治体制的基础。13世纪中期，议会是“一个特殊的时机”，而“不是指一个机构[14]（p.205）”。它的召开及参加的人数都带有随意性，之所以称之为“时机”是因为“国王可以借这一时机收集信息，颁布法令，实施正义”[2]（p.65），而贵族们也可以借机向国王提出忠告。
    爱德华一世统治的前20年颁布了一系列成文法，因而有“英国的查士丁尼”之称。所有成文法的颁布必须先经过议会的同意，从而开启了议会在立法领域的新职能。“自爱德华一世以后，未经国会批准君主不得发布新法令已成为既成事实”[15]（p.115），但这并不意味着议会与国王间权力的制衡或对立，在当时王权至上的观念仍深入人心。
    “将国会由一个贵族会议改变为一个代议机构的，是其财政上的责任”，[14]（p.205） 具体地说，是议会批准国王征税的权力。 议会制度的产生是国王与贵族围绕征税问题长期以来权利斗争的结果，而战争无疑赋予了议会批准征税的重要职能。12世纪以来，英国国王为获得征税权利与贵族展开了不断斗争。约翰王时期开始寻求一种高于封建领主的权威，即公共权威。他声称对王国的安全负责，要求臣民支持他保护共同的财产，这样国王个人的利益与权威就与整个王国的利益一致了[9]（pp.7-9）。这一时期的教会法学家提出“需要超出法律之上”（necessity overrode the law），“这种需要并非缘于统治者，而是由于国家正面临的公共财产所受到的威胁，统治者可要求来自人民的支持。”[9]（p.21-22） 但由于当时英国社会对国家利益和国王个人利益的界定尚不明确，此时所谓的国王是王国利益的代表只限于理论层面，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国王的征税请求经常被贵族否决。与此同时，1215年《大宪章》规定，不经大会议同意国王不能任意征税，1265年大贵族西门·德·孟福召开有骑士和市民参加的议会，“到1275年将国王基于王国利益的征税请求置于贵族裁决之下，已成为一种固定程序”[9]（p.40）。
    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征税请求得到了全民的同意，战争不再被视为国王谋求个人利益的产物，而是真正的对民族利益的捍卫。人民对征税态度的转变一个重要原因是爱德华一世对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激发了民族意识。以1276-1277年对威尔士的战争为例，爱德华一世对威尔士宣战，缘于卢埃林拒绝向爱德华一世宣誓效忠构成了对英国的挑战和威胁。包括国王在内的全体国民对战争正义性的认识是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也是1275年议会同意爱德华一世在每袋出口的羊毛上抽税的原因。历史学家波威克（Powick）则说：“1275年，在商人要求下对羊毛、羊皮、皮革收税，表明基于民族意识基础上商人与王室间契约性的相互理解的开始。”[6]（p.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