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巴尔干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随着英美联军“火炬计划”登陆行动的成功，关于北非战场胜利后盟军将在何时何地展开对德作战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英美首脑在1943年1月举行了“卡萨布兰卡会议”。会上，丘吉尔提出：北非战役胜利后，盟军应该利用驻扎在地中海地区的现成的英美军队发动进攻，首要进攻目标是西西里和意大利；然后是地中海东部，利用土耳其来开辟巴尔干新战场。由于丘吉尔的坚持，会议最后回避了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决定进攻西西里以开通地中海航线。
    1943年5月，英美举行华盛顿会议，丘吉尔再次主张进军意大利，声称：打败德国，“除法国北部外，许多地方都可以开辟第二战场，如意大利、挪威、希腊”[17]，他尤其着重指出从巴尔干东部发动进攻。但当时美国坚持要做好在法国北部登陆的准备。最后会议作出一个折中性的决定：1944年进攻法国，同时原则上同意英美军队继续在地中海地区联合行动。至于是否在攻占西西里后进攻意大利，则根据战时的形势来决定。
    1943年7月，英美联军攻入西西里岛，导致意大利政局的变化。7月25日，墨索里尼下台。在这一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决定“进攻意大利本土，利用在北非和西西里集结起来的巨大人力和物力，一举击败意大利”[18]。9月初，盟军攻入意大利南部。丘吉尔抓住这一时机，在1943年8月的英美魁北克会议上进一步提出：盟军应该沿地中海北部和东北部推进，开辟巴尔干战场。但这遭到了美国的正面否决。因为美国人很清楚，丘吉尔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一味想牢牢维持英国在远东和地中海的势力”[19]。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前后，丘吉尔仍以惯有的顽强精神为地中海战区优先权辩护，提出积极发动爱琴海战役，攻占罗得岛并争取土耳其参战；然后“在比萨-里米尼线附近建立一条战线。在那以后，就应该考虑第三战场的可能性--从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卢布尔雅那山口朝东北向多瑙河进军”，对奥地利和德国本土发动“右手打击”[20]。但丘吉尔的建议遭到斯大林和罗斯福的否决，最后会议决定于1944年5月1日实施在法国北部登陆的“霸王”计划，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会后，罗斯福又进行了妥协，同意设立两个互不从属的最高司令部，一个是为“霸王”计划设立的，最高统帅由罗斯福选任；另一个是为地中海战区设立的，最高统帅由丘吉尔选任。这又使丘吉尔的巴尔干战略得以继续实施。1944年6月4日，即“霸王”行动开始的前两天，英美盟军攻占罗马。1944年9月21日，盟军占领了里米尼，并经南斯拉夫往北推进到奥地利境内。10月，盟军又在希腊本土登陆。这些军事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丘吉尔主张的“右手打击”的积极作用，为其地中海战略画上了一个不失为成功的句号。
    三、巴尔干战略的思维分析
    巴尔干战略实质是丘吉尔力主的地中海战略中扩大的部分。它指向的目标是东地中海，有两个任务：一是将土耳其拉入盟国；二是夺取意大利，取道南斯拉夫、匈牙利，向奥地利和德国心脏地带进军。由于这两个任务都落脚于巴尔干半岛，故称之为“巴尔干战略”。丘吉尔之所以将战场推广到东地中海和巴尔干，是因为这一地区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的交会处，扼黑海的出海口和苏伊士运河的出海口，是控制地中海地区的关键所在，谁占据了这一地区，谁就真正拥有了地中海的霸权。因而近代以来，这一地区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其中的希腊更是英国传统的势力范围，它与土耳其、埃及一起共同构成了英国控制东地中海的基石。由于土耳其还联系到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和中东地带，因此，丘吉尔千方百计地想说服土耳其加入到对德国的战争中。由此可知，丘吉尔提出巴尔干战略的主要原因应是巴尔干地区在维护地中海霸权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并非是出于未来的反苏斗争的考虑。
    从巴尔干战略产生和实施时的战争形势来看，尽管随着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以及苏联、美国的参战，世界大战的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1942年和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二战中最激烈、最具有决定性的几次战役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在国家命运和人类的进步事业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对于反法西斯主要盟国的领导人来说，“当务之急是对付现有的危险敌人，而不是准备对付未来的假想敌”[21]。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丘吉尔事实上是不可能也不会用纯粹的政治思维来代替军事思维的。而且反苏思维也与二战中前期丘吉尔对“战后俄国力量可能大为削弱”[22]的估计是相悖的。就连1943年8月在意大利的马歇尔也表示当时丘吉尔根本没有“阻止俄国向中欧渗透”的决定[23]。相反，丘吉尔一直把融合反法西斯大同盟为一体和确保最好的实现击垮敌人的战略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丘吉尔在二战中经常为“当地（巴尔干地区）爱国者提供武器，其中有许多人恰巧是共产党”[24]。就在德黑兰会议时，丘吉尔仍试图说服美国“占领罗马，并夺得罗得岛，开通对铁托元帅领导下的游击队的补给线”[25]。从这些事实来看，丘吉尔并未将意识形态的东西放在首要位置。正如丘吉尔自己所说，“政治局势要以每个盟国在获得胜利时的情绪为转移”，在那时（二战中前期）就制定一个限制俄国战后的政治文件，“是不正确的”[26]。可见，丘吉尔的巴尔干战略不可能是冷战思维的产物。
    1944年春夏，反法西斯战争进展顺利，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苏联红军的不断推进使丘吉尔意识到东欧、中欧和南欧都有“自然落入斯大林掌握之中”的危险[27]。为了确保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利益，丘吉尔希望与苏俄合作，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1944年10月，丘吉尔匆匆赶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就巴尔干问题进行谈判，双方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即百分比协议：俄国在罗马尼亚占有90％的优势，而英国在希腊占有同样的优势；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英苏势力各占50％；在保加利亚，苏联控制75％，其余25％给英国[28]。这一协议“实际上是试图通过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给苏联作为卫星国，以此为代价将苏联从地中海挤出去”[29]。此后，英苏双方都按照这一百分比协议行事，且丘吉尔对苏联执行这一百分比协议的状况感到满意，声称“斯大林是非常严格地遵守这一谅解的”[30]。在这里，人们看到的不是两个充满恶意的敌对者，而是两个满足了各自需要的合作愉快者。这说明此时丘吉尔的思维仍未逾越大英帝国传统政策的模式：维护大英帝国在地中海的利益，尽量防止和排斥其他大国（当时只有苏联）对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可能渗透。
    综上可知，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巴尔干战略正是丘吉尔从维护英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提出和实施的，它是地中海战略在政治上的逻辑发展，也是大英帝国传统政策的延伸，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实施巴尔干战略，使英美军队进入巴尔干地区，恢复这一地区的旧秩序，重建英国的势力和影响，确保英国在地中海的霸主地位和帝国利益，而不是为了对付未来的共产主义的扩张。
    ［收稿日期］2005-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