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 议题是“关于1940年法国失败的原因”。会议听取了9个主要报告和许多发言。 中国历史学家口头上否定了法国投降派贝当、魏刚、甘末林的观点：断言“战败的根源在于放纵了自己”，或似乎“贪图安逸胜过了牺牲精神”。会上将国外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综合如下。法国军政领导人的观点归结为：法国在1940年军事上不如希特勒德国，而且没有得到英国盟友和美国的支持（无论政治上还是物质上）。英国历史学家哈特（Liddel Hart）的观点是：对希特勒德国的胜利“作出贡献”最大的是法国统帅部，因为法国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上都是落后的，而且指挥无能。
    会议突出了法国历史学家的意见，认为大战是“许多复杂因素凑成的”。
    大多数与会者采取的立场同上述观点接近：失败既由内部原因造成，也由外部原因造成，由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和外交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造成。中国历史学家特别注意法国在1940年军事上落后这一因素，指出法国不仅技术落后，而且不善于利用现有军事技术，尤其是坦克；还指出了消极防御战略，军事思想保守，军队管理不善，不会领导现代战斗等等。
    历史学家阮亦男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要深刻一些，他用政治原因，即法国统治阶级的落后、反动和堕落来说明军事失策。陈正飞说得更为尖锐：“从慕尼黑协定到奇怪战争”，从解散共产党、镇压进步人士到在‘援助’芬兰的口号下掀起反苏运动，无不体现了法国政府的反动政策”。关于当时法国统治集团的反苏主义，历史学家李华说：“祸水东引的云翳使法国统治集团变成政治上的瞎子”。历史学家周希奋在失败的原因中列举了存在着强大的亲法西斯投降集团。戴成钧指出：“人民群众和广大官兵的思想情绪、战斗意志是战争胜负的关键，可是，1940年法国在人民和军队中却普遍存在着厌战、畏战的心理，这是法国失败的社会和心理原因”。
    此外，北京会议上还提出了和法国投降派的立场十分合拍的观点。例如，戴成钧和于群断言，和平主义“毒害了法国军民的思想”。这同指责放纵自己和贪图安逸有什么两样呢？中国历史学家不是已在口头上否定了这种指责吗？他们还对法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提出了批评，似乎它们对大战性质作了错误估计，认为它是“非正义的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没有看到它的复杂性，没有看到这是一场被压迫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戴成钧同法国反动作家相呼应，声称“法国共产党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宣布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要求立即中止战争，这种错误的立场和策略，引起了党员和人民的思想混乱，瓦解了军心、民心”。
    会议讨论的表面趋向使中国历史学家的立场靠拢法国本国对事件的解释，至少是宣布了这种观点的一致。而苏联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则说得十分简单。
    1982年，欧正文发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应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一文，它起初登在一家省级杂志（《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上，后来显然引起了注意，被中央刊物（《新华文摘》1982年第11期）转载。欧正文收集了各国历史著作不同作者对二次大战爆发日期的不同说法：1、1939年9月1日或3日；2、1935 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3、1937年7月7日日本入侵中国本部；4、1941年12月8 日偷袭珍珠港；5、1931年9月18日。他报道说，在中国二战史研究会的讨论中，大多数参加者同意世界大战从1937年7月7日算起。但欧正文不同意这一点。他引证了日本历史学家藤原章的话，藤原在他的《日本近代史》一书中认为中日战争开始于1931年9月18日。欧正文根据这位权威的意见宣称：“战争以日本的侵略为开始，以日本投降为结束”。他提出了自己的战争年表：1931年9月18日，二次大战的起点；1939年9月1日，战争扩大；1941年6月22日，战争进一步扩大；从1941年12月起，战争才成为真正的世界战争。
    欧正文的立场是宣布二次大战策源地之一--远东策源地的形成是世界大战的起点。实际上谁也不怀疑1931年9月18日产生了军事冲突的策源地， 它后来成了二次大战总的军事行动的组成部分，这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只有对事件采取非常形式主义的态度或企图夸大事件的意义时，才会把这一战争策源地同世界战争这种普遍的大规模现象混为一谈。
    欧正文在结束语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既以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作为结束，那么，以它的侵略的开始作为开始，这不仅符合历史事实，也是完全符合历史逻辑的”。这种意见表明了对历史事件的形式主义态度。
    欧正文的文章在中国虽然大受重视，但他的意见并不占统治地位。1983年11月，上海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起源”专题学术会议，会上再次提出了不同意见。令人感兴趣的是，历史学家俞新天在会上谈了苏联对二次大战的爆发问题的研究。
    会上谈到，引起二次大战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张继平），二次大战在开始时是帝国主义战争（朱贵生）。另一位参加者谢有实表示反对，他仍然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并断言说，“二战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是解放的，反法西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