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阐发的有些观点根本不同于中国历史学家以前的观点。例如，大多数人同意下列意见：二次大战和一次大战的区别在于二次大战是从局部战争演化而来的。除了这种非常有根据非常严肃的观点外，会上仍然可以看到夸大中国抗战和中国战线在二次大战中的意义的企图，这至少是有争议的。王斯德断言说：“中国抗战……使日本……既不能南进也不能北进。……中国共产党……打破了……远东慕尼黑阴谋……中国抗战推迟太平洋战争爆发，避免了日本进攻苏联。”但是要知道，事实是太平洋战争发动了，日军占领了东南亚各国，而进攻苏联的表现则是1938年和1939年的武装冲突。
    王斯德关于中国战线在四十年代的作用的观点要正确得多：“法国败降后，苏联迫切需要全力对付德国的威胁，美国制订了先欧后亚的战略，他们的战略意图能否实现，关键在于中国能否拖住日本。斯大林派崔可夫到中国充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
    事实上在法国投降以后，直到希特勒侵略我国开始，苏联一直向中国提供了军事技术装备和物质援助，并派遣了顾问。但斯大林在崔可夫赴华前确实向他提出了战略上拖住日本的任务。斯大林说：“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所有驻华人员的任务是牢牢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要捆住了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在德国侵略者进攻我国时，我们就能避免两线作战。”
    在八十年代，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出版论述二次大战的第一批书，它们基本上是编写性质的文章，但没有从中国史料中引用档案文献资料。已出了七部这类著作，目前我们得到了其中的两部。一是由一大批作者集体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朱贵生等著），1982年和1983年已出了两版。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刘思慕在前言中承认：“过去我国史学工作者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及中国抗日战争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直到现在，只出版过一些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册子，还没有出版过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还收到了蔡祖铭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简编》。这两部著作对事件的叙述都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开始，但承认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进攻波兰之日为战争爆发之日。中国历史学家认为，“国外大多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著作没有适当注意到我国的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3页）。或许确实如此，因为中国历史学家自己承认，他们也没有研究过这一问题。他们“证明”中国战线在亚洲战场范围内是主要战场，这是没有说服力的。谢宾科夫正确地指出，“中国的武装斗争基本上带有地方性。事实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没有进行过一次战略性的战役”。
    尽管中国历史学家对二次大战史的意见和解释有分歧，但夸大中国在战争中的作用的倾向却很明显，这就在许多方面使他们的立场和国民党对二战史的解释相接近，有时甚至一致起来（如关于中国战线在亚洲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历史学家也乐于以日本历史学家的著作为依据。强调美国在战争中的世界作用，也是有些中国历史学家的特点，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美国参战，才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战争。
    最近二十多年，中国史学对苏联在战胜法西斯主义、特别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中的作用保持沉默。贬低苏联作用的倾向也表现在特别强调1941年日苏互不侵犯协定对中国战场的“消极影响”上。他们违反历史真相，强调的不是苏联对中国抗战的事实上的援助，而是中国对苏联的政治意义上的援助（《“远东的四年和平”，苏联不用两线作战》）。
    （摘自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85年第1期）
    注释：
    ①该文发表日期应为1978年7月6日。又，本文中的引文只是大意，有的甚至与原文有很大出入。
    ②《新华文摘》中无此句，但认为把“九·一八事变”，当作局部战争的观点“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