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中日朝三国相继受到西方的冲击，古老的东方开始了近代第一次秩序转换期。到19世纪末，日本通过国内的近代化改革和与欧美修改不平等条约，最终在欧美国际秩序中成为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一员。而原居华夷秩序顶峰的中国却丧权辱国，沦为列强瓜分的对象。东方“隐士之国”朝鲜，则最终丧失了主权，沦落为一向被自己蔑视的国家的殖民地，成为这一地区秩序转换中最大的牺牲者。针对近代中日朝三国一衰一盛一亡的原因，本文试图从中日朝三国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及为彼此重新定位的世界秩序观入手，回答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中的部分命题。
    一、中朝日古代世界秩序观的回顾
    在16世纪西人东来之前，中朝日三国的世界观都很狭隘，可谓坐井观天。在自然地理世界观方面，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人的地理观念基本上是“天圆地方”。像锅盖似的圆形天空靠着四根擎天柱的支撑笼罩着方而平的大地，并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而到明代万历年间，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还是这样的：世界的中央为陆地，四周为海洋，在中央陆地上分布着大明帝国的15个省，其四周海洋散布着若干小岛，这些小岛合在一起还不如大明帝国的最小的一个省的面积大。[1]（P179） 以这种自然地理世界观为基础，建构了“华尊夷卑”的文化世界观。由于中原地区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形成华夏文明，这一文明居于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而周边诸民族诸国家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在文化世界观方面认为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心。因此，中国又称“中华”、“华夏”，乃“天下之共王”。而居于中华外围之地就是文化落后的蛮夷之民，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蛮夷是中华之藩属，此即“华夷之辨”。也是维系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条件。在华夷体制内，中国是居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通过朝贡制度，“夷狄”定期向“天朝”朝贡，中国则有教化恩典蛮夷的义务。这种尊华卑夷、内夏外狄的思想体系是维持儒家以君权为中心、华夷内外有别尊卑有序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畸形变态的不平等的世界观，是中国式的世界秩序观。所谓华夏“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2] 由于华夷观念的影响，加之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长期遥遥领先于周边国家和民族，使中华文明与他族他国家交往的过程就是中华文明不断向外传播、同化异民族的过程。这种一元论的中国儒家“华夷之辨”思想使中国的士大夫认为中国文化乃天下最优秀的，养成一种强烈的文化上的优越感。中国的这种华夷意识也直接影响其对外关系。因此，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中国的对外关系是依儒教王道思想而设计的。中国因文而居天朝上国，天下诸国因野而为中国的附属国。因此，华夷秩序也是文化主导型的国际秩序。
    朝鲜因其地理上的紧邻及历史的渊源关系，直接在中华帝国的辐射之下。不仅在政治制度，而且在教育、礼仪、文化、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朝鲜统治者为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恪守与中华帝国间的宗藩关系。即所谓“以小事大，保国之道”。[3]（P259） 朝鲜的世界观也深受中国的影响。1471年成书的朝鲜人申淑舟所编《海东诸国记》中有“待夷狄之道，不在乎外攘而在乎内修，不在乎外御而在乎朝廷，不在乎兵革而在乎纲纪”。[4]（P68） 在接受汉文化、笃信礼仪方面，朝鲜历来有一种优越感。它以中国的华夷秩序为原型有自己的“华夷秩序观”。蒙古诸部落、女真和日本西部诸小豪族就被划入朝鲜自己设计的“小中华秩序”。
    相比之下的日本，远离亚欧大陆，偏居东方一隅，其视野则更加狭隘。日本最初对整个世界的构想是：整个世界就是本朝（日本）、震旦（中国）以及天竺（印度）组成。中国和印度是古代文明大国，又分别是儒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发源地，因而处于核心地位。而日本则是单纯的文化接受国，处于边缘地位。[5]（P57） 而在文化世界观方面，日本在其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深受中国的影响，自古就对中华文明称羡不已，认为中国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同时又认为自己有别于其他外夷。1672年，日本学者熊泽藩山在《集义和书》中指出：“中夏为天地之中国，据四海之中。……南称蛮，似虫也；西称戎，似犬也；北称狄，似兽也；东称夷，似人也，为四海中之杰。……然而中夏之外，四海之内，及日本之国者无。”[6]（P148-149）
    中国的华夷思想在日本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华夷观念中的“天下”概念的含义与中国不同。中国的“天下”常指“天下所有的土地”，即“天地所覆盖，日月所照临”，[7] 并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而日本把自己作为世界中的一国加以认识。因此在对外关系上，中国自称天朝而卑视外夷，日本则自称国，承认与西洋各国的外交对等关系。
    在日本从中世向近世过渡的非常重要的转换点--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时期，发生了从中华主义的世界观中脱离出来，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的改变。这种世界观的变化就是将印度、中国、日本的顺序完全颠倒过来，变成日本、中国、印度或日本、印度、中国。即日本的自国中心思想从这时起就已经开始了。丰臣秀吉死后，被奉为“丰国大明信”。丰国大明信表达了支配天下或者掌管天下的思想。因为是掌管日本、中国、印度的神，所以可以认为从这时候起就已经有了从华夷秩序中摆脱出来的想法。[8]（P142）
    可见，华夷观不仅是古代中国人，同时也是古代东亚人所共有的世界观的基础和核心。在地理大发现前，中朝日三国在自然地理世界观方面因囿于客观物质条件所限，显得狭隘无知。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秩序观却有很大不同。随着西学东渐，中朝日三国呈现出对外来文明的不同态度。这对三国改变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因应国际环境的巨变，形成新的近代意义的世界秩序观，将产生重大影响，也将规定着三国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