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朝日近代世界秩序现形成轨迹比较
    “近代以后，在开始于西方的产业文明世界里，我们充当了历史的迟到者”。[9]（P48） 欧洲人经历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这一发现带来了世界观的变革，确立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新的世界坐标系统。由此开始了以西方为中心向全球辐射的海洋时代。[10]（P277） 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证实了地圆学说， 科学实证的世界观趋于形成，同时也证明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正当欧洲经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大力弘扬人文主义精神，率先启开资本主义的大门时，东亚三国仍停滞在封建社会中裹足不前。恰在此时，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以强劲的势头涌向东方这一古老的地域，东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开始了。曾产生过孔子、孟子等圣贤先哲的“圣人君子之国”以及以它为中心的东亚文明已然为西欧的工业文明所超越。在新的时代到来之际，只有改变旧有的世界观，确立与时俱进的新的近代世界秩序观，才能在秩序转型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16世纪中叶耶稣会士和贸易商人的东来为契机，近代世界观开始传入中朝日三国。
    “尽管在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在中国历史上传为千古佳话，但中国却没有自己的‘地理大发现’时代”。[10]（P277） 在中国，以耶稣会士来华为标志， 世界地理知识开始输入中国。代表著作有著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万国舆地图》、南怀仁的《南舆地图》等。向中国介绍了许多崭新的世界地理知识，如五大洲的概念、地圆说、经纬度的测量等，传播了科学实证的自然地理世界观。当时以李之藻、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封建士大夫对全新的西方地理知识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些少数开明知识分子开始摒弃传统的文化偏见，承认西学在某些方面优于中国文化，已逐渐对唯我独尊的“中国中心”观念产生了怀疑，其世界秩序观也发生了变化，体现了他们对科学的尊重。但绝大多数国人对近代世界地理知识半信半疑，甚至批判。1584年当利玛窦第一次向国人展示其《山海舆地图》时，因为中国的位置不在中间而受到国人的抗议。迫使利玛窦重新把中国画在正中间。明清时期的典籍，也是怀疑、排斥西方全新的世界地理知识，斥之为“邪说惑众”，甚至到处可见“西学中源”说，对西方全新的科技成果不屑一顾，拒绝接受。正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士大夫基于传统的华夷理念，顽固地坚持“中国中心论”世界秩序观，极力排斥西方文化，这种对科学的藐视致使中国失去了借此了解世界大势之契机。从华夷观念出发，明清士大夫把“英吉利”、“意大利亚”、“佛郎机”等西方国家一厢情愿地列入中华帝国的朝贡国系列，视其为“夷狄”。1792年英国派马嘎尔出使中国，开拓英国的东南亚市场。中国则认为是英国外番入贡，竟然在英国人乘坐的船上挂出“贡使”的旗子。在鸦片战争前夕，与西方打了300 多年交道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甚至不知道中国在世界中的地理位置。这样，固守“天朝大国意识”的中国，因过度自信，忽视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漠视世界的变化，所以一直到鸦片战争前，未能形成近代世界秩序观。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才意识到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11]（P41-42）
    长期以来，朝鲜只与中国和日本保持有限的、严格依照传统的交往。朝鲜的西学运动主要靠赴京使臣带回的汉译西书，因此了解不全面，所起的影响也很有限。朝鲜的天文学家从中国引进西洋天文学理论，应用新式仪器观测天象，1782年制成《千岁历》。西洋天文学理论的引进打破了传统的儒家学说关于天体运行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被认为是朝鲜实学思想的巨匠的李瀷（号星湖，1681～1763年）用西洋的天文学知识介绍了指南针和银河，但同样毫不吝啬地附以传统的解释。[12]（P133） 他根据麦哲伦和哥伦布的航海经历肯定地圆说，抛弃作为华夷世界观之重要基础的天圆地方说。但他另一方面又强调“地居天圆之中，不得上下”，仍坚持“地静天动说”，反对“地动说”即日心说。[13] 1765年随谢恩使赴京的洪大容在京期间，不仅三次探访天主堂和参观天文仪器等，而且还观看了包括风琴、自鸣钟、望远镜、罗盘针等西洋文物，并与刘松龄、鲍友管等西方传教士进行学术探讨。归国时，带回许多西方文物，并提出“地转说”，以建立“万邦均是”的近代世界观。[14] 李朝后期， 朝鲜的实学家们主动研究西学，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的李朝社会带来学术上、思想上的变化，使传统的“华夷观”逐渐接近近代的世界观。但是，自1784年李承熏受洗回国后，随着“西教”（天主教）信仰运动的展开，东西文化的冲突开始白热化，最终导致对西学的全面封锁和弹压。
    在文化世界观方面，由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慕华观念”，因此在历史上称中国为“大中华”，自称为“小中华”。在朝鲜“五百年来只知有朱子”。[15]（P226） 把朱子学当作唯一的“正学”来推崇，而把其他一切思想和学问均视为异端加以排斥，具有极端的排外主义倾向，即“卫正斥邪”。这主要表现在华夷秩序思想的乐观的“小中华意识”以及基于此的盲目的自尊意识和对本国国力的过高估计。自中原大地被清人占领后，朝鲜统治阶级和思想界的主流，一直暗中认为朝鲜才是继承正统儒学的唯一国度。特别是到了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随着天主教的不断渗透和外压的增强，这种认识又上升为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和价值判断上的自高自大。李恒老认为“西洋乱道最可忧。天地间一脉阳气在吾东，若并此坏，本心岂忍如此，吾人正当为天地立心，以明此道，汲汲如救焚，国之存亡犹是第二事”。[16] 他认为只要能固守朱子学的价值体系，连国之灭亡也在所不惜。李恒老在1866年9月“丙寅洋扰”事件时面对法国对江华岛的侵占所提出的上疏文中即称“……然地方千里，山海险固，财粟之出，鱼盐之利，虽在战国之间犹当伯仲於赵魏燕韩，绝非高句丽丸泥之比也”。[16] 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上虽说朝鲜不如中国战国时期的秦楚齐国那样强大，但它也能够称得上如燕韩赵魏等国。对其地理上的战略地位过高估计，对自国经济力量盲目自信。而对天主教斥之为“邪教”，视西洋文物为“奇技淫巧”之物。
    同中国和朝鲜不同，日本则努力将视野扩大到亚洲以外更远的地方。在日本，世界地理知识不仅在知识阶层，甚至渗透到统治阶级的最高层。织田信长就对“南蛮铁炮”具有浓厚的兴趣。他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新世界地图的研究者之一。1580年对于远渡重洋来日的会士，织田信长大加赞赏，指着地球仪对臣下说明从欧洲来日的海路行程。1582年2月九州三地的信奉天主教的大名就曾派遣特使并组少年使团出访欧洲。丰臣秀吉为了实现其对外扩张计划非常酷爱世界地图。1600年德川家康对遭遇风暴漂流到日本的荷兰船“利夫号”的英籍航海长亚当斯以礼相待，还向之求教世界地理知识。这对江户幕府开眼看世界摄取西方文化意义深远。
    日本人通过长期的西学积累，眼界大开。已冲破了此前传统的只有中国、日本和印度的“三国世界观”的束缚。日本的有识之士已清楚地认识到了本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西方世界的客观存在，初步形成近代科学实证的世界观，并承认与西洋诸国的对等外交关系。
    日本与中国共有着中华理念，在吸纳华夷秩序理念时，日本不是被动地接受它并承认自己的“夷”的位置，而是主动学习充实自己，努力将自己置换到“华”的位置。日本历代封建统治者和思想家竭力寻找日本也能成为“君子之国”的理论依据和历史根源。中世纪日本封建统治者提出的“神国观”思想就是为了摆脱日本在文化上的从属地位而提出的。江户中期的儒学家太宰春台就说：“中国名四夷为夷狄，较中华为贱，乃无礼义故也。然若中华之人无礼义，也必与夷狄同。反之，四夷之人若备礼义则与中华之人无异”。[17]（P432）
    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幕府在对外关系方面构筑了与朝鲜、琉球的通信关系及与中国、荷兰（商人）之间的在长崎的贸易关系。这样就以日本为中心把邻国划分成了不同的层次，这就是日本型的“华夷秩序”。日本型华夷秩序的理念、原则深受华夷秩序的深刻影响同时具有自己特点。这就是将儒教作为统治原理，却以“武威”、和“万世一系”的天皇作为自己优于他民族的根据。
    随着近代科学实证的地理世界观的建立，日本传统的“崇夏”文化主导型世界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775年杉田玄白著《狂医之言》，书中不仅对中国的医学，而且对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象征中国文明的尊崇观崩溃。书中还说：“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国。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18]（P230）
    基于这样的历史传承，因此，当原来维系东亚国际关系的条件一旦发生变化，日本就很容易利用外部力量对原有秩序的破坏对东亚诸国进行重新定位，以使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日本心目中原有的中国的大国形象受损，对朝鲜的蔑视有增无减，认为朝鲜是“亚洲中的一个小野蛮国”。[19]（P148-149） 在西方列强的强大军事实力面前，日本的自国认识又使其感到现实的危机，于是决定向西方学习，接受和认同西方文化以及外交模式、原则，融入欧洲条约体系之中，并通过国内的近代化建设充实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与欧美列强比肩的国家，成为东亚盟主，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取代华夷秩序。这就使日本产生了以“日本中心”主义为特色的国际秩序论，对周边国家产生“制霸思想”，最终在19世纪下半叶东亚秩序转换的“乱世”中异军突起，将日本的近代世界秩序观发展到了极致。这种世界秩序观已经不再是文化主导型的世界观了，而是以军事、经济实力为主导的世界秩序观了。
    地理观和世界观的转变能使处于传统环境中的人们冷静、理性、客观和科学地观察和思考外部世界。日本从16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中叶的300余年间， 基本实现了从古代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到近代世界秩序观的转变。因此，在19世纪中后期，日本受到西方侵略时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时，能够以近代世界观看待东亚国际秩序问题。而中国和朝鲜则仍沉醉于传统的“华夷之辨”的世界秩序观中，未能形成新的近代世界秩序观。中国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有所顿悟，但已造成对中国发展机会选择的严重失误。朝鲜国小且贫弱，却无视世界已步入近代条约体系的国际大环境，盲目乐观自信。中朝两国都未能对东亚形势的巨变以及将要面对的严酷现实进行深刻的认识，形成近代世界秩序观。这是近代中朝日三国走上不同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