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妇女史学的发展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促使人们反思以往对历史的认识。
    西方学者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典型地说明了传统史学主要概括男性经验的弱点以及妇女 史学的批判性。1860年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的名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 书问世，确立了他的阐释体系在西方文艺复兴史研究领域中的正统地位。布克哈特认为 ，文艺复兴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人的发现，而意大利人则是最早具有近代思想情感的 欧洲人。在他看来，发现男人，也就是发现了女人。因此，文艺复兴时期妇女与男性处 于完全平等的地位①（注：雅各布特·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 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87页。）。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几乎所有的西方历史 学家都接受了他对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地位的观点。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当代妇女研究的开拓者琼·凯利-加多在其论文《妇 女有文艺复兴吗》中，从妇女史的视角对布克哈特的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在她看来， 由于城市国家的巩固以及商业和制造业经济对它们的支持，意大利在1350-1530年期间 走到了欧洲其他地区的前面。这使意大利社会得以沿着近代的道路重新组合，并为这个 时代的社会和文化表现形式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然而，这种进步对于妇女却产生了相反 的影响。对于妇女来说，并不存在文艺复兴这回事，至少在文艺复兴时期是如此。相反 ，作为一个群体的妇女，尤其是上层妇女，她们的社会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在这一时期反 而受到了限制②（注：Joan Kelly-Godol,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Renate Brid enthal and Claudia Koonz,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on History,Houghton Miffin Company,1977,p.139.）。在这之后，不少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来进一步考 察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的状况。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克拉皮斯克-祖珀在其论文集《意大 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家庭和仪式》（1985年）中，以翔实的史料证明，在文艺复兴时 期佛罗伦萨妇女的婚姻被男性用来为实现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服务。妇女史学家 对于文艺复兴的这些研究对传统历史分期提出了挑战，并且说明妇女的地位提高并不完 全自然地与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同步发展，社会道德伦理体系与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 化还有着漫长艰巨的历程。
    除了文艺复兴以外，妇女史学家对其他时期历史的研究也得出了不少新见解。美国学 者波梅罗伊在她的著作《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中，对曾经十分繁荣的古代雅典文 化对于男女两性是否具有相同的意义产生了疑问。她问道：“当苏格拉底发表关于美和 真理的谈话时，他的妻子能否听到他的高论？到底有多少妇女真正读过希罗多德和修昔 底德的历史？”①（注：S.B.Pomeroy,Goddesses,Whores,Wives,and Slaves,Schocken B ooks,New York,1975,Introduction.）这些问题发人深省，对我们研究其他社会文化群 体的状况同样具有启迪意义。
    笔者在吸取西方妇女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妇女史的视角对雅典民主政治进行了研 究，在拙著《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2001年）中提出：在古典时代达到 全盛的雅典民主政治只是占雅典人口少数的男性公民的民主，它把广大妇女、外邦人和 奴隶排除在外。而且，为了消除男性公民之间的纷争，缓和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民 主政治加强了对妇女的控制，从而使雅典妇女比先前时代地位实际上更为降低。这一结 论可以促使我们反思以往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
    美国学者高彦颐的著作《深闺之师：17世纪中国的妇女文化》（1995年）叙述了17世纪 中国江南地区上层妇女的生活状况。她利用当时精英女性创作的诗文，包括她们对缠足 的歌颂，说明受到良好教育的精英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所谓中国妇女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都是受害者的概念，是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人士为了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 而构造出来的②（注：参见定宜庄：《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回顾》，载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9期。）。她的这种解释也许不太确切或不全面，但可以提 醒人们看到不同妇女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话语权对历史记忆的作用。
    总之，妇女研究可以为当代史学提供以往历史中“缺席”的人类另一半--女性的经 验，促使人们以新的双重视角来重新审视人类的过去。
    三
    如前所述，妇女史研究是在当代史学变革的潮流中兴起的，像法国年鉴派等注重更新 观念的新史学流派一样，妇女史学家也在史学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妇女史理论，不断 提高研究水平，使妇女史学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研究的 对象、途径和分析范畴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妇女史把目光对准了全体妇女，并逐渐把研究的重点由知名妇女 转向了普通妇女。在中外学者撰写的大量妇女史著作中，不仅克列奥佩特拉、贞德、伊 丽莎白、武则天、木兰、班超、蔡文姬、李清照等女王、女英雄和才女得到了记载，许 多默默无闻的普通农妇和女工也成了历史叙述的对象。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上最受 人歧视的妓女也同样成了史书中的主角。娼妓阶层是妇女史关注的重点之一，20世纪80 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明显加强。学者们就中国古代的官妓、歌妓和近 代上海等地的娼妓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苏智良对特殊娼妓群体，即被迫为侵华日军提供 性服务的慰安妇进行了长达8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写成了《慰安妇研究》（1999年）一书 ，揭露了日军对妇女进行的惨无人道的性奴役的罪恶行径，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 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历史学家贺萧在《危险的愉悦》（1997年）一书中，用后结构主义 的方法对20世纪中国的妓女进行了考察，说明了社会变迁与这一群体的关系。
    从研究的途径来看，妇女史经历了一个从孤立地考察妇女状况到结合男性状况和两性 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起，妇女史学家注意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孤 立地讨论妇女问题，或者简单地把妇女史填入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历史的空白之处的缺 陷，开始把研究重点放到了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探讨上。美国学者艾斯勒根据丰富的考古 证据写成了名著《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1988年）。在书中，作者着重对西方 史前男女两性关系的演变进行了考察，创造性地提出人类社会存在着男女合作的伙伴关 系与男性中心的统治关系两种组织模式的构想，并大胆地用进化论理论解释了人类社会 文化转型的原因。尽管该书中的一些结论有“灾变论”之疑，并不完全正确，但它无疑 是当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艾斯勒著作的影响下，闵家胤等17名中国学者组成了中国 伙伴关系研究小组，合作写成了《阳刚与阴柔的变奏》（1995年）一书，该书从考察中国 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背景入手，阐述了从史前到当代中国两性关系和妇女地位演变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