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宋儒史论的重新解读
    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宋明理学化史学的缺点是太 多的价值评判，用历史评判代替历史研究。他们要把一切历史人物放到道德法庭上衡评 一下，这就不免“失真”。王世贞是一个写过《史乘考误》、提倡考信的史家，他要求 用具体的历史研究，恢复历史的“本真”。
    1.提倡历史主义，反对以成败论人。王世贞主张识其势，考其事，原其情，进行历史 性的分析，明确声称“人固不可以成败论”（注：《读书后》卷2《书诸葛亮等传后》。 ）。战国时期，燕国的乐毅因燕王中反间计，投奔到赵国，天下人为之惋惜。苏轼从当 时形势分析入手，提出一个观点，“当其时，使昭王尚在，反间不得行，乐毅终亦败” 。王世贞不同意，“愚以为，苏子之论事势审矣，独未能悉乐毅也”。王世贞认为，乐 毅既是仁人，又是智者。乐毅之后可以无功而封，诸葛亮自比乐毅，人犹未许之，可见 乐毅不一个简单的人物，“若苏子瞻者，真所谓以成败论者也”（注：《读书后》卷1《 书乐毅传后》。）。这里，王世贞肯定了苏轼了解当时天下大事，但同时指出苏轼之论 不了解乐毅本人。既有大的形势分析，又有个案的特殊分析，比起苏轼来说，无疑是全 面多了。
    王世贞认为宋儒史论好讲道理。曾丰“有识有学，尤近道理，其辞亦多宏润遒美，而 不免为道理所束，间有暗塞而不畅者，牵缠而不了者。要之，为朱氏（熹）之滥觞也，朱 氏以其近道理而许之”（注：《读书后》卷4《书曾子固文后》。）。这也是实情。宋明 时期儒者读史，“非徒要记事迹，在格物致知，进学问，高智识也”（注：胡肃《雪航 肤见序》引其师王文贵语，见赵弼《雪航肤见》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本。 ）。王世贞评价历史人物，好以宋儒为参照系数。苏轼被认为是宋明时期最好发议论的 学者，自然也成了王世贞批评的首要目标。苏轼称诸葛亮“以仁义诈力杂用而取天下” ，王世贞称苏子是书生，“一妄庸人呓语也”，“不识理势，且又不读书，不考其时事 ”（注：《读书后》卷2《苏子瞻诸葛亮论后》。）。西汉的贾谊主张谴功臣列侯就国， 这得罪了大臣，汉文帝只得将贾谊放到长沙。苏轼“急于揆事，而不尽悉故实者也”。 王世贞认为，文帝出谊是为了安慰功臣，同时想“老其材而后用之耳，非果于弃谊也” 。理由是，贾谊死以后，文帝“次第用其言”。如此，“谊虽夭，不为不用也”（注： 《读书后》卷《书贾谊传及苏轼所著论后》。）。
    王世贞善于把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分析。宋高宗何以要求和，宋明人 多归之秦桧，或归之高宗本人。王世贞别有看法，“高宗之所以信秦桧而必欲和者，非 桧之术真足以动之也；谓高宗之不欲二帝归者，亦非情也。……帝之所以信秦桧而必欲 和者有三，而兹不与焉，一曰志足，二曰气夺，三曰中疑”。所谓志足，是指高宗由康 王而位居人主，居有半壁江山。所谓气夺，是指为屡为金人所追，差点和父兄一样成为 阶下囚。所谓中疑，是指不信任拥有重兵的韩、张、岳三将军。进而，王世贞对高宗求 和的后果作了分析，他认为求和使南宋错过了最好的收复中原的时机。“呜呼，高宗诚 可深恶也！自建炎至咸淳百余年来，其真可以恢复者，独此时耳。”（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10《高宗》。）
    忠孝节义，是宋儒最为关心的事。为了提倡忠，有时不免误读历史人物。汉高帝斩丁 公，宋儒认烛为了给后世为人臣怀二心者作戒，所以称之为能惩一而戒百。王世贞说“ 此言非也”。王世贞认为，高帝是气恼才杀丁公的。“帝方灭楚，以号令诸雄，王威天 下，而丁公首著其，故丑之”。最后，王世贞说“丁公固当诛，吾独怪夫帝之诛不以道 ，而不考古之士妄为之说者”（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10《高帝》。）。春 秋时期有管仲先事公子纠，后事公子小白；唐初有魏征先事太子建成，后事太宗。如何 评价管仲、魏征的改换主子现象？程叔子以为魏征事太宗，与管仲异。朱子进而说，管 仲有功而无罪，王、魏先有罪而后有功（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10《魏征 》引。）。王世贞认为程朱这个观点“皆不熟于史之过也”。王世贞认为，魏征是高宗 下令事太子李建成的，“非委质从一者比也”。李世民“正东宫，而以高帝之命召玄成 ，玄成可以无死矣”。这里区别了臣事与委质的不同性质，前者可以改换，后者则须从 一而终。王世贞的结论是，“不得言无功，也不得言无罪”（注：《弇州山人四 部稿》卷110《魏征》。）。又如伍子胥的评价，王世贞也有自己的看法，“伍子胥，勇 烈徇志丈夫也。谓之尽孔子之道则不可，谓之悖孔子道亦不可”（注：《读书后》卷1《 书伍子胥传后》。）。王世贞就是这样超脱宋儒标准，去解读历史人物的行为性质。
    2.用“智”解读历史人物的行为。王世贞还善于从道家思想角度解读历史人物的行为 表现，从而得出与宋儒不同的结论。冯道在宋明道学家眼里不是忠的典范，常常为人指 责。王世贞对冯道别有新解，“冯道，一椎鲁士耳。历相十余君而不死，此何故哉？遇 治则入，遇乱则出。入则为相，出则为巨藩，位三公，爵真王，而卒以令终。彼非能行 贿免也，非阿谀取容也，又非有布衣之故也，彼善得庄老之术而善用之。夫不忮、不畏 、不名、不术、推分、任真，此六者，庄老之所贵也，而夫子之所谓似而恶，其为乡愿 者也。”（注：《读书后》卷4《书冯道传后》。）冯道不靠行贿、阿谀，而是一个善用 庄老之术者。对季札的评价也一样。“余每读宋人语，谓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尝不为之 失笑也。季札而似伯夷，谁不知者！季札，盖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10《季札》。）宋儒认为晋朝羊祜是仁人，王世贞认为羊祜 是“智者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若于仁，则吾未斯之未敢信”（注：《读书后》 卷2《书羊祜传后》。）。人谓晋朝的阮籍“以酒全其天”，王世贞说“非也，籍乃以巧 全其天者也”（注：《读书后》卷2《书阮籍传后》。）。唐朝的李泌是三代以后人臣出 处最奇也最巧者，“泌之巧，所得于老氏深矣”（注：《读书后》卷3《书李邺侯传后》 。）。李勣在唐高宗易后一事犹豫不决时，说了“此陛下家事，不须问外人”一句话， 结果武则天得以顺利为皇后，进而改朝换代。这遭到了宋明理学家的痛斥，称之为“一 言丧邦”。王世贞的说法是“未可以是深罪勣也”。他认为，李勣是“智有余者也” ，不过是“盗贼雄也”，怎么能以大臣之节衡量他？如果武则天不上台，李勣“不过一 具臣也”。当时，高宗易皇后意已决，“谏必不行，不行则祸随之”，李勣不过是顺 水推舟而已。王世贞的结论是，“为大臣者，取几焉可也”（注：《读书后》卷3《书李勣传后》。）。王世贞对曹操抱既憎恶又惋惜之态度，“余读史至操，未尝不恶其巧而 惜其拙也”。所谓巧是指其“阴夺之而阳却之”，所谓拙，是指曹操当为不为，不当为 而为（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12《读魏志》。）。从以上的列举中，我们不 难发现，王世贞偏重以智来考察历史人物。晚年的王世贞，学仙道之事，读释老之书， 人生态度大变。道教思想明显影响了王世贞，使他学会了明哲保身，也就是王世贞所谓 的“智”。评价历史上的人物，有时仅以外在的阶级、道德标签，并不能正确解读其行 为，必须辅之以历史心理学方法加以分析。王世贞用道家提倡的“智”解读历史人物的 行为，不失为一种尝试。
    总的说来，王世贞评论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能历史地看问题，鲜有伦理道德味。他 的历史研究色彩更强些。他的目标不在于进行简单的评价，而是进行详尽的历史分析， 提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