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以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等人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其中又以堪称“日本战后思想第一人”的丸山真男的影响最为巨大而深远。他们大多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曾在“爱国”的口号下被迫参战。战败使他们认真思索什么是真正的爱国，站在反对战争的立场上，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战争以及为什么没有能够制止这场战争，从体制和思想上寻找根源，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反省精神和批判精神，重新认识民族自身，形成所谓的“悔恨共同体”。
    针对法西斯主义“超越近代”的理论，民主主义者认为，日本的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并不存在“超越近代”的问题，这种后进性导致战争的发生。因此，日本面临的任务是清除传统因素，向近代社会迈进。可以说，确立近代社会是他们的理想，所以他们也被称为近代主义者[5]（P8）。
    民主主义者也批判天皇制，认为天皇制建立在落后的传统文化之上，是战争的体制上的根源，但是在对天皇制的废除和对天皇本人的批判上态度不一致。
    再次是社会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战争期间，日本共产党不屈不挠坚持反战立场，为社会主义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战败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得到传播，受到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赞同和拥护，历史学界尤甚。这些知识分子深受日本共产党的影响，批判战争，用社会形态演进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战争的原因，将其归结为封建因素清除不彻底，认为战争责任在政府、天皇家族、大地主、垄断资本、高级军人、特权官僚等统治阶级，主张进行民主革命，而且将民主革命确定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
    这些思想之所以归入民族主义思潮，是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诉诸民族情感，强调挽救祖国的危机，提出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新日本。不过，在其理论中，阶级和阶级斗争贯穿始终，所使用的民族概念往往就是人民的同义语，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主张弘扬劳动人民群众创造的文化。
    众所周知，民族主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和特定的政治思想结合在一起。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一个民族国家内，不能简单地将民族主义看作是单一的，政治思想的多样化决定了民族主义的多种类型。日本战后民族主义的再兴起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上述三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即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构成了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主要流派。
    二、“不能忘却的他者”的确认
    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区分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为此往往需要确立本民族的对立面或者假想敌，即所谓“不能忘却的他者”。
    随着美国占领政策的改变，媾和问题提上日程，日本民族主义的主题迅速由对内认识转换到对外认识。不同政治力量纷纷诉诸民族主义，“民族”、“爱国”等词句被经常公开使用。政府在1950年以后明确了加强教育、培养爱国心的方针，编写了《国民实践要领》，鼓吹敬爱天皇。日本共产党在1951年1月的全国文化工作者会议上也提出，文化斗争当前的任务是提高民族自觉，高扬爱国热情。同年5月的历史学研究会大会也选择了“历史中的民族问题”为主题。
    这一时期围绕媾和问题，形成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尖锐对立，保守政党掌握的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明显加强。
    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全面媾和，提出了全面媾和、中立、反对军事基地、反对重整军备的和平四原则。
    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单独媾和。吉田茂政府宣称，媾和是美英主导的，在冷战下，全面媾和是不可能的，单独媾和比没有媾和好。财界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
    就媾和问题对立的两种主张，有人将其归纳为反美和亲美。可见，在这一时期，美国成为日本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不能忘却的他者”。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一方面亲美，另一方面则把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主要是苏联和中国作为“不能忘却的他者”。两种不同主张都在追求民族利益，之所以发生对立，是对日本利益所在的判断不同。
    吉田茂后来在回忆录中明确讲到单独媾和并与美国结盟的目的，他说：“我国自明治时期采取门户开放政策以来，通过同英、美两国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合作，才取得国运的昌盛。”“日本是一个岛国，也是一个海国，在狭小的土地上拥有世界上罕见的稠密的人口。为了养活这些人口，势必扩大对外贸易。同时，为了不断地发展经济，必须吸取先进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而想要扩大贸易和吸收外资，则只有以世界各国中经济最富裕、技术水平最先进的国家为对象。这并不是什么主义或思想的问题，而是最简便的办法。”[6]（P6-7）
    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对外路线同样得到一部分文化人的支持。东京大学著名的国际法专家横田喜三郎教授曾经与法西斯势力进行过抗争，也拥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但是，在媾和问题上，他认为全面和片面讲和关系到能否结束占领，因此出于民族本位主义的考虑，选择了片面媾和，并且宣称日美之间如果仅仅有单纯的军事同盟的约定，“一旦突然发生攻击和侵略，有来不及防御之虞，因此部分美国军队事先驻扎在日本是必要的”[7]（P585）。 横田被保守势力认为是值得信赖的人物，1950年与马场恒吾等人受到吉田茂的邀请，商谈杜勒斯访日和媾和问题。
    主张全面媾和也是出于民族利益的考虑。这派人士认为，单独媾和会使日本成为美国的附庸，不能真正取得民族独立，而且由于和美国结盟，在冷战中站在西方阵营一边，有被拖入战争的危险，威胁到日本民族的生存。正是深感面临民族危机，全面媾和派才起而抗争。
    可以说，到旧金山媾和前后，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再兴起基本完成，当前的民族主义是它的延续。显然，由于民族主义包含着不同的类型，新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不能概括当前日本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