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作为日本战后政治决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影响着日本经济的发展，而且直接参与了政治过程的运作。在日本重大的政治决策中，都可以看到日本商界的身影。本文通过分析战后商界的兴起与发展的过程，来论述商界和政治的关系及日本政商关系在二战前后所具有的连续性。
    商界对于日本政治的影响力，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也就是财阀兴起的时代。虽然二战结束之后，在美国的占领下，日本财阀被迫解散，但是与战后新出现的财界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的延续性仍然在这里得到实现。不同的学者对于财阀有不同的解释。例如，日本的经营史学家森川英正认为，财阀就是“由单一家族或者由此扩大的家族而垄断拥有的系列企业”[1] （xvii）。而日本学者今井贤一强调把财阀看作是日本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企业活动，因此，财阀是作为组织形态对于经济发展中市场失灵的补充[2] （p202）。本文则更重视财阀作为日本战前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而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并从这个角度分析其与战后商界的历史传承性。
    一、财阀的出现及其与政治的联系
    财阀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所具有的“政商”的特征，也就是为政府提供货物及服务并以此与政治人物建立特殊关系而获得特殊利润的商人或金融家。自从1854年美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的贸易大门之后，日本便加速了其现代化的进程。1868年明治维新，德川幕府被推翻，皇权确立。在此过程中，新兴的政治领导依靠部分商人来获得政治资金，而这些商人也转而从新的明治政权中获得利益。在相互的利益交换中，这些商人演变为政商。森川英正对这些政商进行分析，并将其归类为战前最具影响力的五类财阀，也就是三井、安田、大仓、藤田和三菱。其中，三井是唯一一个在明治维新前就得到较好发展的财阀，并在新旧政权的交替中及时转换政治取向，从而保持了与政府的联系。三菱也是这五个政商中颇具实力的一个。其创始人岩崎弥太郎从土佐藩的武士发展为独立经营的商人。1873年成立三菱商会，1874年日本政府出兵台湾的时期，三菱被指定负责军事运输。其后，三菱逐步发展为向政府提供海运交通的垄断企业，获得政府津贴，并从中赚取了大量利润。因此，从这些财阀的起源来看，其自身的发展和政治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这些财阀从德川幕府的封建制度中产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的等级制的特点。财阀的代表人物无不信奉“国体”说，也就是认为日本是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主导下的等级社会。对于天皇和国家的效忠，也以对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上级的效忠表现出来。财阀公司中的雇员，需要在进入公司前签订宣誓效忠的誓言，而从一个公司转到另外一个公司则被看作是不道德的。因此，虽然财阀是在日本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的，但是在财阀支配下的日本经济社会，很难取得民主化的进步。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财阀中的主导人物在政府的官僚机构和新出现的政治党派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其中，三井和三菱发展成为日本战前最大的两个政党--政友会和民政党的政治资金的提供者。三井作为德川时代发展而来的旧财阀，偏重于商业、金融业、纺织业和矿业等传统工业，因此也成为代表着封建地主、传统工业和旧金融商业利益的政友会的支持者。三菱则更偏重于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等现代工业技术，因此相对支持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新兴的民政党。在政府方面，财阀的力量也不断得到渗透。财阀利益的代表者进入政府的各个重要部门，甚至某些财阀主导人物直接出任政府的要职，例如三井的池田成彬、住友的小仓正恒、安田的结城丰太郎，都曾直接出任二战期间的大藏大臣（财政部长）。
    战争的爆发直接推动了日本重工业的发展，包括钢铁、化学和机械工业等。一些大公司的分支企业，还为陆海军的作战提供综合情报侦察和信息收集。1937年之后，这些大的财阀公司向中国东北地区和其他占领地区进行大量投资。其后，这些财阀公司还为政府提供适合马来亚地形作战的小型坦克，并帮助制造零式战斗机[3] （p22）。战争期间，还不断涌现了政府密切关系的特殊财阀企业，例如南满洲铁路、日本银行、日本钢铁会社、帝国矿业公司、福摩萨银行、国际电力通讯，等等。这些公司由财阀投资建立，享受国家的特殊政策，并由财界的相应人士担任经理职务。为了推动战时经济的顺利发展，一些财阀公司还成立了社长会，例如三菱协议会和住友战时协力会议等等。因此，财阀和政治的联系性不仅体现在其战前阶段的发展，而且在二战期间得到极大的强化。
    二、二战后美国对日本财阀的解体政策及其局限
    1945年战败之后，日本被美国独占，解散财阀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战后初期的对日方针》，在经济政策中，提出对日本在商业和生产上具有支配权的产业及金融组合进行解体[4] （pp156-158）。其中，作为战时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者，财阀被视作阻碍日本社会进步以及最危险的潜在战争制造者，被要求“解除财阀家族在经济方面的支配权，消除其在所有制、雇员、信贷及契约各方面作为财阀公司组合的联系性”[5] （p10）。对于财阀解体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要求解除财阀家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配力；其二是解散那些在战前具有强大垄断力的持株会社（股票公司），如三井、三菱和住友等；其三是消除过度集中的经济能力。财阀解体的正式实施开始于1946年9月，以解散五个代表财阀的持株会社为标志。这五个会社是三井本社、三菱本社、住友本社、安田保善社和富士产业。其后，财阀解体的方针扩大到83个会社，所有这些会社的股份都被上交到“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战前财阀家族通过控制股票来控制经济发展，而对于持株会社的解体则相应地消散了财阀家族对于经济的垄断力。至1947年3月，56个财阀界的代表人物被冻结财产，收缴股份，并被禁止担任与任何财阀企业相关的任何职位。这些被整肃的财阀人物大致来自十个主要的财阀家族，也就是三井、岩崎（三菱）、住友、安田、中岛（富士）、浅野、大仓、古河、野村以及鲇川（日产）家族。当年12月份，《过度集中经济力的消除法案》最终通过，进一步加速了财阀解体的步伐。1948年，日本政府也通过了《财阀同族支配力排除法》。在此法案的规定下，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把财阀上交来的股份逐步转移到市场中去，使财阀集中的股份最终在市场中实现分散化。
    然而，新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美国开始重新考虑其对日本财阀的政策。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对日的占领政策逐步从对战时敌人的改造转变为对战后同盟的扶持。1948年春天，代表着美国大公司利益的约翰逊委员会访问了日本，其后该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恢复日本经济的报告书。此报告书指出，必须使日本的战后经济重组保持一定的程度以实现经济方面的竞争；同时，也指出日本对于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保持一个经济独立的日本必将有利于美国战略的实现[6] （pp35-36）。此后，美国对于日本财阀的态度不断改变。1948年12月，美国政府通知远东委员会除针对少数极右分子之外，停止财阀解体的政策。在此政策下，需解体的公司由325个下降到225个，再下降到100个。最终只有18个公司被要求解体，而这之中有七个公司没有执行这项要求[7] （p103）。其后，朝鲜战争的爆发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又一次机会。日本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兵工厂，并为联合国军提供海陆空军供给与基地。至50年代中期，日本的工业能力已经和美国的安全需要紧紧地联系到一起。最初对于禁止新公司使用旧财阀名称的规定得以更改，旧的财阀企业开始重新发展起来。即使是三井物产和三菱商社，作为财阀解体的主要目标，曾被要求各自分割为近二百个小公司，此时也获得允许可以进行重新组合[8] （pp212-215）。1952年12月，大阪银行改回财阀阶段的名称--“住友银行”，成为首个沿用旧名的财阀公司。总之，财阀解体的任务没有最终得到完成，三井、三菱和住友等旧的大财阀公司还是得以保存，并进入其重新发展的阶段。这些旧财阀公司和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在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进一步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