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战后日本新财界的兴起
    尽管实行了财阀解体的政策，但是战后日本的财界作为日本商界的核心力量发展起来。在传统的财阀体制下，各大公司的代表汇集一处，协商制定出政策方案后，由上百个分公司在全国统一执行。然而，随着二战的结束，财阀的解体，工商业不再有任何组织来承担起经济决策和经济发展的责任。在此情况下，1945年9月，商界领导人在日本商工部的官邸聚集，讨论如何重建日本的商业并开创商界团结发展的新局面。在此提议下，日本战后最重要的四大经济组织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延续战前政商关系的主体，其中包括经团联、日经联、经济同友会及日商。以下则通过回顾这四大经济组织的形成过程及历史背景来分析其在政治影响力的根源。
    （一）经团联
    1946年8月16日，日本战后最大的经济组织，也是日本财界的代表角色--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成立，成为大工商业的联合组织，包括汽车、钢铁、造船、石油、化学，以及贸易公司、批发商、银行、保险证券业等。成立初期的经团联约由2000个成员组成，包括1009个行业部门及119个工业团体。但主要还是由五个经济团体组成，即日本产业协议会、全国金融团体协议会、日本商工会议所、日本贸易团体协会以及商工组合中央会。尽管有不同的工业团体及企业组成，经团联还是能做到统一观点和行动。在不同的问题上，经团联能够代表大多数的成员企业提出明确的主张。为了在经团联内部得到一致的行动方案，往往需要经过若干常务委员会、特设委员会及其下属的上百个执行机构来进行讨论协商。董事会的人数过多往往造成经团联的保守态度，但是也赋予其重要的政治影响力。作为政治献金的主要提供者及商界的主要领导力量，经团联会长被誉为“财界总理”。这些会长大部分和日本政治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很多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例如，经团联的第一任会长石川一郎在20世纪40年代任职于日产化学工业，并且参与负责战争中日本军事工业现代化的任务；第二代会长石坂泰三二十年代曾在政府通信省任职，虽然后来转身于商业界发展，但是和政界的交往很深，并且在其任期内形成了政商极度密切的局面；第三任会长植村甲午郎，曾就职于早期的商工省，并在战争期间担任过内阁直属的企画院次长、石炭统治会的理事长等职位。因此，从成立初期，经团联作为经济力量就与日本政府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也逐渐渗透到其日常决策中。经团联的成员往往成为政府下属某些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在信息流通和政策制定上和政府之间也形成了互动的双向交流机制。同时，经团联对日本政治的影响还直接体现在其对外活动中。它一直协助日本政府发展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派遣使节出访国外，并同美欧及其他国家的政商界代表组织会议等。因此，在若干触及到日本经济利益的政治问题上，包括重要政治人选的确定及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上，经团联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日经联
    其次是1948年4月成立的日本经济联合会（日经联）。虽然日经联是四大经济组织中最晚成立的，但是其重要性却不可低估。日经联作为雇主联合会的一种，关注的是劳工问题，其作用在于应对劳动者联合组织的各种要求，并制定劳动法规。在美国占领初期，盟军不鼓励成立雇主的联合组织，而是希望能够先制定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1947年，保护劳动者权利的法律通过之后，日经联作为处理雇主与雇工关系的组织才正式提上日程，并于次年在关东地区首先成立了地区性的组织，继而发展到全国性的规模。日经联有两类成员，一类是全国性的贸易和雇主机构，另一类则是地方性的。因此，日经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组织结构上，日经联和经团联非常相似，并在成立初期其高层领导方面往往有重合之处。因此，如果把财界看作一枚硬币的话，经团联和日经联往往被看作硬币的两面[9]。
    作为雇主联合会，尽管日经联也关注劳工的权利，例如支持改革关于日本劳工健康和福利的法案，但是其主要还是立足于雇主的权利和公司的利益，这也使日经联对日本社会党与日本共产党的活动保持警惕，并设法推动保护企业主权利的法案不断更新。与此同时，日经联和厚生劳动省、参众两院的社会福祉委员会及自民党的劳动政策委员会等都保持密切的关系。此外，日经联频繁开展各种非正式的会议活动，同政府领导人讨论交流意见，并常常邀请厚生劳动省大臣和首相出席其代表大会。日经联在媒体方面也很有发言权，日本的产经新闻、富士电视台和文化放送电台都是由日经联出资赞助的。因此，日经联在影响政府决策，尤其是关于劳工和社会福利问题上，有强大的影响力。然而，1993年之后随着日本社民党的萎缩及日本劳工组织的权力分散化，日经联的存在意义也逐渐淡薄，最终于2002年同经团联合并。
    （三）经济同友会
    日本经济同友会成立于1946年4月。经济同友会不同于日经联及经团联，它主要由要求进步的年轻人领导，这些人大部分在40岁左右。经济同友会在立场上是中间偏左，但不意味着其赞同日本共产党的主张。经济同友会倡导“资本主义改良”，因此它更接近于战后初期的民主党及日本社会党。如果进一步分析经济同友会的领导成员，会发现其从作为半官方的组织过渡到完全私有化，并且领导权也从短期的多人执政发展到单一领导上。这个转型主要发生在木川田一隆担任会长的阶段，也就是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前期。此阶段，经济同友会更积极参与外部活动并更加注重增强政治影响力，因此，也被认为经济同友会早期发展中最重要的阶段[10] （pp9-14）。
    作为一个非党派、非营利性的组织，经济同友会专注于和国家经济发展相关的调研及政策制定，同时也和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其部分成员还是一些公共机构的理事长、副理事长及理事，例如，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日本道路公团和日本银行等。这些部门都保持着半官方的立场和特权，因此对于国家政策制定上有重要的影响力。此外，经济同友会的一些会长也担当日本重要的政府智囊--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的主席。此机构是1974年在田中角荣内阁时代建立，并大部分由退任的政府重要部门的官员组成。
    与其他由团体或公司组成的经济组织不同，经济同友会主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因此，这些成员往往都抱有共同的理念，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有重要的影响力。虽然其主张带有进步的性质，但是仍然没有脱离日本社会的主体框架。例如，经济同友会对待政治献金的看法就有别于其他的经济组织，它倡导个人对党派和政治家的捐款，并把这视作商界精英对于社会发展的责任。1993年后当经团联逐渐停止政治献金的集体活动后，也采取了这种方法募集献金。可见，经济同友会在促进商界和政治的联系，促进二者在社会发展中形成互动的良性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日商
    日商，全名是日本商工会议所，是这四大经济组织中成立最早的一个。日商的前身是1878年成立的东京商法会议所，由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人物涉泽荣一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的。二战后，日商的特殊官方背景被取消，并作为一部分加入经团联。然而，在美国占领的后半期，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藤山爱一郎批评经团联过分偏向大企业的利益。1952年，出于对经团联这一点的不满，日本商工会议所和商工组合中央会，这两个由中小企业构成的组织，正式脱离了经团联，这也使重新组织后的经团联最终成为大企业联合体的代表。
    日商不同于经团联，不是以大企业作为其主要成员，而是针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而设立的。它的组织模式接近于日经联的方式，既有全国性的组织机构，又具有地方性的分支机构，因此也建立了全国性的企业网络。各地商工会议所独立开展活动，并设有相应的委员会向东京总部提供咨询。日商作为连接全国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有效机构，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具有可观的影响力。它向政府反映其成员的意见，并积极在中小企业中推行政府的政策和计划，促进政府和中小企业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同时，当一些涉及国民经济、社会保障、中小企业、流通、税务等的政治问题出现的时候，日商也会积极介入这些问题的解决，并影响到政府的判断。
    总之，财界在二战后作为一支新生的经济力量，在其自身的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渗入到政治的运作中。四大经济组织也因为彼此的分工不同而肩负起不同的责任：经团联成为日本自民党的政治合伙人及经济赞助商；日经联成为反对工人运动的保守势力；日商成为中小企业的监护者；而经济同友会则成为商界政策最主要的宣传者及制定者[11] （p462）。他们各司其职，督促日本保守势力的发展，以确保经济的发展在他们可以接受的轨道内保持平稳前进。